2010年每日期刊公司股东大会讲话
2010 年
2010年 — 每日期刊公司股东大会讲话
2010年芒格不再撰写致西科金融股东的信，当年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营收数据如下（单位：千美元）：2008年，芒格向巴菲特推荐了中国汽车动力电池制造商比亚迪，伯克希尔以2.3亿美元收购了比亚迪10%的股权。2009年11月3日，伯克希尔宣布将以价值260亿美元的现金与股权，收购BNFS铁路公司的母公司伯林顿北方圣达菲铁路公司剩下的77.4%的股份。这是迄当时为止，伯克希尔最大的一笔投资。在2007年的股东会上，芒格曾经提到，导致西科不能完全并入伯克希尔的原因之一，就是西科股价当时过高，但内在价值又不如伯克希尔，并入对伯克希尔股东不利。从营收数据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历次贷危机所引发衰退的打击后，西科的合并净收益明显下降，股价也降至更合理区间，2011年6月，合并最终实施。
西科比不上伯克希尔，但与一般公司相比并不逊色
嫉妒和野心导致了金融领域的悲剧
西科的股东会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时间很短，我们很快地把会议正式流程走完；第二部分，我讲一些你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第三部分是重头戏，我们拿出大量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很多人刚参加完伯克希尔的股东会，就马不停蹄地从奥马哈赶到帕萨迪纳，听我们说这么多话，你们不觉得腻吗？你们可真是铁粉。下面，我要讲几个在内布拉斯加没谈到的话题，说一说我的想法。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向我提问。首先，我简单讲讲西科。从2000万美元的市值起步，发展到今天2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西科仍然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小公司。就增长速度而言，与伯克希尔相比，西科无法望其项背，但是与一般的公司相比，西科并不逊色。过去，加州活跃着很多大型储贷公司，我们曾经和它们同台竞技，现在它们已经不见了踪影，但我们仍然活着。当年的储贷巨头一个都没剩下。华盛顿互惠银行破产了。世界储蓄公司被创始人卖出去了，此后不久，也破产了。储贷机构的死亡率非常高。加州的储贷机构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当年的储贷机构主要靠利差生存，它们吸收利率较低的存款，发放利率较高的贷款，主要经营住房贷款业务。为什么储贷机构全军覆没了？原因很简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只能依靠微小的利差生存，却非要追求高速发展，必然招致巨大的风险。如果当年的储贷机构把目标定得低一些，追求少犯错，很多储贷机构应该还活着呢。然而，它们偏偏只盯着资产和利润规模，一味追求每年10%到12%的增长率，结果自取灭亡了。在当年的储贷行业中，一部分行业参与者疯狂地做大规模，甚至不惜放松贷款标准。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裁员、缩减业务规模；另一个是跟着做大规模，跟着放松贷款标准。谁不是雄心勃勃？谁愿意主动收缩？于是，整个储贷行业的贷款标准降了下来，储贷机构之间陷入了恶性竞争，储贷行业转眼间就灰飞烟灭了。在古希腊人眼里，储贷行业的覆灭绝对是一出悲剧。古希腊悲剧有个显著的特点——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厄运降临，根本无法逃避。储贷行业的悲剧就是如此。类似的悲剧也曾在华尔街上演。在经济危机最黑暗的时刻，华尔街的各大机构摇摇欲坠。如果不是政府出手纾困，它们早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人总是禁不住诱惑，总是想多赚钱，总是想把企业做大。劣币驱逐良币，一小撮害群之马掀起恶性竞争，全行业的资产质量迅速恶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危如累卵。我刚才描述的现象很容易理解，人们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可能引发灾难。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不想办法遏制嫉妒和野心，避免资产质量恶化呢？因为有一小撮不守规矩的人掌握了金钱和权力，他们笼络了很多政客，让政客为他们说话。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一小撮不守规矩的人甚至左右了会计规则，审计师也无可奈何，只能按会计规则操作。弊端越积越多、越来越重，最终我们尝到了经济危机的苦果。这场危机非常严重，险些把整个美国拖入深渊。“一战”后，获胜的协约国强迫德国签订了苛刻的合约，让德国承担巨额赔款。正是由于德国不堪重负，经济陷入崩溃局面，阿道夫·希特勒才有了可乘之机。“二战”后，战胜国吸取了教训，日本和德国虽然罪大恶极，但我们仍然向它们伸出了援手，帮助它们恢复经济。“二战”后，帮助战败国恢复经济的做法，是人类历史上最英明的决策之一。因为这项决策，我们才拥有了几十年的和平。在金融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二战”后的战胜国一样，学会吸取教训呢？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精英是吃干饭的，学术界的精英基本也是吃干饭的。高等学府里的金融学教授讲解的风险控制方法是一派胡言。法学院照抄商学院的那一套，未来的律师也学了一堆糟粕。学生们掌握那些愚蠢的方法，可以在考试中得到高分，但是他们学到的东西是象牙塔里脱离实际的理论。谁说实际生活中的金融总是完美地符合正态分布曲线？现实早已证明，学术界的理论完全错误，但学术精英们依旧我行我素。金融学教授都是高智商的人，他们教的东西明明不切实际，但他们却一直在误人子弟。
如何能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问题又来了。同样是高智商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有的人总是做出错误的决定？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成为做出正确决定的人。我花了很长时间琢磨，为什么很多高智商的人会经常犯傻。很多时候，他们受到了别人的干扰，看到别人信什么，自己也跟着信。有时候，他们只想着一己私利，被利益迷了心窍。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说得好：“一个人需要装糊涂才能拿到薪水，怎么可能指望他明白过来呢？”在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制度非常不合理，经常把人们丑陋的一面激发出来。如何才能不做发疯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而站在保持清醒的少数人的一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高尔夫球这项运动中，我们需要通过练习才能掌握正确的挥杆方法。同样的道理，在人生中，我们也需要通过练习才能掌握正确的决策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对大多数人的想法持怀疑态度。我们务必牢记吉卜林（Kipling）的嘱咐——在身边的人都失去理智时，你要保持清醒。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公司高管来说，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举个例子，学术界声称分散投资是成功的秘诀。分散投资不至于陷入严重亏损，但绝对不是成功的秘诀。只会教人如何避免严重亏损，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的老师，水平让人不敢恭维。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多元化投资”，不如称其为“多元恶化投资”。伯克希尔的风格是集中投资我们最了解的公司，而且我们愿意承受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的波动。学术界还有一个流毒甚广的概念——用贝塔系数衡量波动性。本·格雷厄姆说过：“大家都不看好的机会，投资者的亏损不至于特别严重。越是大家都看好的机会，投资者的亏损越惨烈。”因为越是好机会、好主意，越有可能出现物极必反的情况。哪些股票的涨跌幅更大、波动性更强，谁都能算出来。把所有的资产加上杠杆买股票，与买入波动性弱的股票相比，买入波动性强的股票更容易爆仓。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没什么大用。
你知道了波动性，照样解决不了投资的核心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原因是什么。真正的投资之道不好教，但分散投资和贝塔系数背后有一系列的公式，教起来很容易。在伯克希尔，我们发现有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智商和人品都无可挑剔，但完全不是可用之才。很多读过商学院的人甚至对我们说：“我在商学院学到的东西基本没什么用，但是你们的思维方式对我很有启发。”这些人走上正道了。他们中有一位来到了现场，他的名字叫李录。李录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在听了沃伦·巴菲特在哥大进行的一次演讲后，才觉得茅塞顿开。我们的方法很朴素，我们总是在思考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方法非常难，在大量信息中理清头绪非常难，把事情看透彻需要付出大量时间，所以商学院不教这些东西。我们的东西虽然难，但非常好用。商学院为了教书而教书，完全不考虑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它们的这种做法无益于文明的发展。
两个商学院的故事，和一个特别好的道理
如果让我管理一家商学院，我会效仿哈佛商学院曾经的做法。在过去，哈佛商学院总是先给学生们讲美国商业史。我会把通用汽车等大公司的历史，以《价值线》图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们先熟悉公司历史，打好底子，再继续学别的。哈佛商学院曾经的做法消失了，或许是因为这样讲课需要从别的学科中借鉴很多材料，商学院担心别的学科说自己剽窃。从美国商业史讲起，难免要引用市场营销等学科的经典案例，但不同学科之间存在难以打破的藩篱。通用汽车为什么兴起？为什么衰落？铁路公司为什么最初很成功？为什么后来失败了？为什么铁路公司过去让投资者亏损累累？现在却比过去值得投资了？如果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些问题不是一般人能讲明白的，比用公式计算贝塔系数难多了。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商学院的故事。我有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他在一所著名的商学院学习过。在课堂上，教授给他们讲了一些代数计算，教他们如何通过压榨供应商降低营运资金。说白了，就是增加货款的账期，让供应商的营运资金增加，自己的营运资金减少。教授给学生们留了一大堆练习，让他们熟练掌握如何通过代数计算压榨供应商。我的朋友把所有练习都做完了，然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您讲的我学会了，您出的题我做完了。但是，我想告诉您，我认为压榨供应商的做法很卑劣，我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希望我的供应商诚实可靠，我们之间相互信任。供应商不是我的压榨对象，而是与我携手共赢的合作伙伴。”我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现在的商学院应该不至于那么不堪了。我的朋友一生中一直按他自己的原则办事，他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样的故事于我心有戚戚焉。我的朋友听了商学院教授讲的东西，马上意识到他讲得不对，我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学生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商学院的故事。我有位朋友，他居住在洛杉矶，名字叫吉尔福特·格雷泽（GuilfordGlazer）。格雷泽和我年纪相仿，他父亲在田纳西州经营一家小工厂。格雷泽参加过“二战”，退伍之后，他申请了哈佛商学院。格雷泽是个很聪明的人，很快就接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但是，他父亲的小工厂人手不够，需要他去帮忙。格雷泽联系了哈佛商学院，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询问能否把他的录取延迟一年。哈佛商学院表示没问题，他可以一年后再来读书。一年过去了，格雷泽再次与哈佛商学院取得了联系。他说：“我想再延迟一年入学。”哈佛商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问道：“去年你和我联系时，你有多少员工？”格雷泽说：“50人。”负责招生的老师又问道：“现在呢？”格雷泽说：“900人。”哈佛商学院负责招生的这位老师很聪明，他说：“你用不着读商学院了，你还是继续经营你的公司吧。欢迎你以后来哈佛大学慷慨解囊。”我刚才说了，应该先教商业史，给学生们打好底子。过去的哈佛商学院这么教学生，现在的哈佛商学院把这个好传统丢掉了。我讲了两个和商学院有关的小故事，这两个小故事很有启发性。格雷泽的父亲给他讲过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用这个道理来分析华尔街最近的乱局。格雷泽从战场归来时，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儿子啊，咱们要讲原则，咱们卖东西赚钱，得卖好东西，不能坑人。咱们得一心为了客户好，把好东西卖给客户。”格雷泽记住了父亲的这番话，父亲讲的道理让他受益终身。如今，格雷泽已经成为一位亿万富翁。格雷泽的父亲讲的道理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他的父亲告诉我们，做生意要讲道德。现在的人在激烈的竞争中杀红了眼，顾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的。
这场金融危机溯因：政府、投行、会计处理
政府需扮演裁判员的角色，约束人们过度竞争的行为
下面我换个话题，谈谈足球。足球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运动员之间的对抗很激烈。在足球比赛中，关键时刻靠球星，没球星的球队很难获胜。超级球星往往能凭借一己之力扭转败局，他们的精彩表现经常令人赞叹不已。足球攻防对抗中有大量身体接触，为了获得胜利，运动员在场上时常发生激烈的拼抢。假如运动员不受任何规则限制，想怎么踢就怎么踢，场上的球星肯定会被踢废了。没有规则的限制，球员在激烈的竞争中肯定会杀红了眼。所以说，在足球比赛中，裁判紧跟着球员来回奔跑，及时吹罚犯规动作，保护球员不受伤害。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生活中，投资银行家等一部分人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极具侵略性。政府需要扮演裁判员的角色，对他们的竞争行为加以控制。投资银行家处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他们无法控制自己。我仍然对当年储贷行业的信用质量恶化记忆犹新。如果政府不出手干预，投资银行必然会步储贷行业的后尘。投行的恶化很容易理解。投行招聘的年轻人血气方刚，他们铆足了劲想要做一番事业，他们渴望为公司的兴旺添砖加瓦。在强烈的进取心的驱使下，为了让自己的公司领先，对手敢干，他们要比对手更敢干。随着竞争日益白热化，整个行业屡屡突破底线。投行正是被盲目的竞争拖垮的。在倒闭之前，在它们最疯狂的时期，雷曼等投行之间的竞争完全是病态的。它们和缺乏诚信的贷款机构做生意，那些贷款机构并不比电信诈骗团伙强多少。明明是不可靠的贷款，投行却仍然将其打包成证券产品，雇佣销售人员推销给客户，根本不管卖出去的产品质量如何。这与格雷泽的父亲讲的道理背道而驰。格雷泽的父亲告诉我们：“卖东西赚钱，你得把好东西卖给别人。”作恶的人下场怎么样？有的破产了，有的声名狼藉了。有的人自己已经灰头土脸了，却还不遗余力地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在他们看来，自己没错，错的是别人。在地堡中自我了断之前，阿道夫·希特勒不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发疯了。他觉得之所以会落到这个下场，是因为德国民众不行，他们没有对伟大的元首言听计从。最近的经济危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很多始作俑者却像希特勒一样不知悔改。人性中有恶的一面，必须用外界的力量加以约束。社会如同足球场，裁判员这个角色不可或缺。
严格限制经营活动范围，是避免危机的有效手段
政府是住房抵押贷款质量的最高监管者。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巨头垄断了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它们获得了联邦政府的经营许可，受到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OfficeofFederalHousingEnterpriseOversight,OFHEO）的监管。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拥有200多名职员，他们专门负责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距离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只有几千米，房利美和房地美就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的权力很大，可以随时制止不良行为。但是，处于政府的密切监管之下，“两房”竟然双双陷入破产困境。“两房”的高管为了拿到奖金而不惜进行财务欺诈。这个问题不是只靠监管就能解决的，监管机构的权力再大，也不可能根除这个问题。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监管者可能被利益集团腐蚀。受官僚习气熏染，监管者可能失察失职。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什么没能及时将伯尼·麦道夫（BernieMadoff）绳之以法？不是因为和麦道夫串通好了，也不是因为受到了政治干预，只是因为这个案子太难办了。有人早已向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了麦道夫，并且给出了证据，证券交易委员会却因为案子难办而一拖再拖。赋予监管机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办法我们不是没试过，但行不通。依我之见，要想避免恶性竞争及其产生的后果，我们必须严格限制投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有些业务，高盛做，可能不会惹麻烦，但别人做，可能就会惹麻烦。既然如此，大家谁都别做了，高盛也别做。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我们正是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做法。危机前，投资银行无所不用其极，银行把垃圾证券推销给孤儿寡母等弱势群体。危机爆发后，人们普遍感到愤怒。因为金融机构的恶行，美国陷入了西方世界60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大萧条。于是，人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限制金融机构的行为，禁止商业银行承销证券，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投资银行非常老实，甚至可以说有些太老实了。总之，投资银行再也没惹大麻烦，严格限制的政策非常有效。我支持凯恩斯的观点，文明社会的资本配置过程不应该如赌场一样混乱，证券产品应该简单清晰，不应该晦涩难懂。我们应该加强对整个银行业的监管，无论是投资银行，还是商业银行，都不得直接参与大宗商品交易。大宗商品市场可以继续存在，但是投资银行不得参与其中。另外，衍生品交易带有赌博性质，投资银行不得从事衍生品交易。衍生品有正当的用途，利用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可以规避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但是我们不应允许投资银行做衍生品交易。即使加以限制，投资银行仍然可以经营很多业务，包括发行承销业务、券商业务、基金业务、并购业务等，这些业务没那么大风险，不至于引发丑闻，不至于危害社会。既然已经有这么多安全合法的业务了，砍掉那些危险的业务有什么不行的？事实已经证明，危险的业务不是每家投行都能做的。在奥马哈的时候，我就说了，大家领教过了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的铁腕手段，如果我说了算，我会比保罗·沃尔克更铁腕。我绝对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所有存在风险隐患的经营活动全砍掉，一个不留。投资银行拆分起来没什么难的。投行的对冲基金业务、私募股权基金业务都可以拆分出来。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原来是一家公司，它们被拆分之后，各自发展得不也很好吗？把大型投资银行拆分了，没什么行不通的。像我这么想的人很少，既然你们愿意听，我就畅所欲言了。关于这场金融危机，我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需要政府发挥足球裁判员的作用。只是设立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那样的监管机构还远远不够，政府必须颁布一系列法规，严格限制大型机构的经营活动范围。有些机构由政府提供信用背书，政府为它们的存款提供保险，它们大到不能倒，既然如此，我们必须严格限制它们，禁止它们经营高风险的业务。否则，还会有下一个雷曼。
政府为大型机构提供信用背书，大型机构却凭借政府的信用为所欲为。它们深知大而不倒的道理，出了问题之后反而变本加厉，等着政府给它们兜底。大型机构弄虚作假，资产负债表之外隐藏着大量风险。整个金融行业弥漫着歪风邪气，很多大型机构失去了理智。一部分金融机构犯了错，把我们所有人都拖下了水。在这里，我想替高盛说几句。在所有大型投行中，高盛保持了最高的道德水平和最大程度的清醒。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却先拿高盛开刀，高盛确实很冤。高盛也犯错了，但高盛不是故意的。政府的做法欠妥，我为高盛鸣个不平。关于金融危机，我洋洋洒洒讲了不少。谁都不希望发生金融危机，谁都希望平安无事。
投行的精英可以把客户坑得很惨
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再举几个例子。我认识几个扑克玩家，他们喜欢非常复杂的玩法。因为他们的牌局玩法复杂，低水平的玩家进来之后根本不是对手，只有挨虐的份。他们这些高手可以像砍瓜切菜一样轻松获胜。在投资银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投行雇佣的是才智出众的精英。加州理工学院的大部分毕业生选择进入金融行业，而不是工程行业，这是社会的不幸。我能理解年轻人的选择，他们想像我一样富有。对国家、对社会而言，这不是好事。总之，投行招聘的是精英，他们进入了玩法非常复杂的牌局。格雷泽的父亲说要对客户好，投行的精英则把客户当成对手，对手远远没他们聪明，他们可以把客户坑得很惨。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在韩国和墨西哥，很多公司禁不住投行的怂恿，趟了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浑水。开始的时候，这些公司能赚点小钱，它们觉得捡着便宜了。“只要别人一开口说免费赚钱，千万别往下听。”我把这条芒格法则送给你们，这句话可以帮你们少受骗、少受损失。很多韩国和墨西哥的企业家相信了天上掉馅饼的神话，以为真能白捡钱呢。尝到了点甜头之后，他们纷纷购买衍生品合约，浑然不知自己赚的那点蝇头小利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赚钱赚的是小钱，一旦亏损，就会亏得血本无归。很多韩国和墨西哥的公司死在了衍生品交易上。它们遵纪守法，做着正当的生意，却因为沾上了衍生品而陷入破产，这都是拜投资银行所赐，投行用复杂的产品把自己的客户坑得很惨。投行不该违背格雷泽的父亲讲的道理，投行不该搞出那么多复杂的产品，也许它们不是成心的，但它们确实把自己的客户坑惨了。投行和客户做对手盘，交易的是非常复杂的东西，谁是刀俎、谁是鱼肉，还用说吗？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从严限制投行的经营活动。TheMikado歌剧《帝王》（）中有句台词：“我有一张清单，列出了所有的罪犯，我要让他们一个个都人头落地。”同样的，我们不能放过金融领域中存在风险的经营活动，该禁止的务必严厉禁止。
衍生品的会计处理是按臆想定价
衍生品泛滥成灾是因为其中涉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而衍生品的会计处理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伯克希尔有一小部分衍生品资产，这部分资产的价值是多少，按现行会计处理，可以得出一个账面数字。这个账面数字是虚的，看得见，但摸不着。我们账面上显示的衍生品资产价值符合会计准则，然而当我们真把这部分资产变现的时候，我们发现账面价值虚高了四亿美元。推而广之，在美国公司的大量衍生品资产中，账面价值虚高的情况十分普遍。同一笔衍生品交易，一家公司的估值是一个数字，另一家公司的估值是另一个数字。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制造了大量混乱，与其说是按模型定价，不如称为按臆想定价。会计行业的思维方式不对，他们数学懂得太多，常识懂得太少。他们太迷信数学了，只会从数学的角度看问题。在他们眼里，高估资产和利润与低估资产和利润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没什么区别。这种想法大错特错，99.9%的灾难来自高估资产和利润，而保守一些，把资产和利润低估一些，基本上不会惹什么麻烦，怎么能说没区别呢？在我年轻的时候，会计制度非常保守。那时候的零售行业，在计算存货的账面价值时，以成本价格或市场价格二者中较低的为准。存货的账面价值只能往下调，不能往上调。那时候的会计处理非常保守，那时的会计行业更懂常识。在记录资产和利润时，高估可能导致风险，低估才是稳妥的做法。低估是稳妥的做法，但是，人们总有高估的冲动，不愿以成本价格或市场价格中较低者为准。最终，人们的冲动占了上风，会计行业做出了妥协。我还记得，最后连摩根银行都让步了，更改了利率掉期交易的记账方法。在过去，大多数公司奉行稳健的经营风格，在会计处理上非常保守，有收入进账时，总会计提一定比例的坏账准备，扣除坏账准备金之后，剩下的才是利润。保守的会计处理很稳妥，但渐渐地，人们追逐利润的心理显露了出来。为了虚增利润，人们一步步逼迫会计师高估资产价格。最后，连摩根银行也被迫随波逐流。摩根银行给出的解释很坦诚，它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留不住交易员。”一家金融机构竟然为了留住员工而被迫虚增利润，这多荒唐啊！我很同情摩根银行，在外界的巨大压力之下，它别无选择，只能被迫随波逐流。如果摩根银行坚持保守的做法，拒绝放松会计标准，它就没法经营下去了。现在的衍生品交易泛滥成灾，账目混乱不堪。很多人是这场乱局中的既得利益者。衍生品交易在场外进行，没有统一的清算中心。你做了一笔衍生品交易，对手想要退出，没有公开的市场，只能找你交易。对手想要退出，而你是唯一的市场，这里面有很多牟利空间。很多善于钻营的人找到了很多获利的法门。虽然他们是在浑水摸鱼，却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会计师的审计。由此造成的混乱和危害越来越严重。在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未清算的衍生品交易规模高达亿万美元。虽说有这样或那样的抵押品，但我们一看就知道，整个金融体系坐到了火药桶上，一点就炸，随时可能爆发致命的风险。由于制度存在漏洞，必然会有人钻空子，而且钻空子的人越来越多。三人成虎，慢慢地，人们会把虚增的利润当成真的。然而，账面上的利润不都是真的，有一部分是假的。
会计处理有太多不合常识的荒谬之处
混乱的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会计政策不开口子，就不会有后来的乱局。以安然公司为例，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下，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Skilling）成功地说服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他采用不切实际的会计方法。安然只签了几个合同，就把未来20年的预期利润计为当期利润，并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一大笔应收账款，这种会计方法太离谱了。证券交易委员会难道不知道这个口子一开非乱不可吗？我真不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是怎么想的。游说团体的势力很大，监管机构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该说不的时候，坚决说不。高层应该更有决断，否则最近的危机将再次发生。我还能想到很多会计处理的荒唐之处。前面我说了，会计行业只会从数学的角度看问题，不管是否符合实际。会计师还喜欢制定各种教条的程序，因为按程序计算能得出准确的数字，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只在乎得到准确的数字，至于结果是否正确，他们似乎并不关心。以银行计提坏账准备金为例，会计准则规定，会计师应当使用精算方法通过历史数据计算拨备覆盖率。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繁荣之后，银行业蕴藏的风险实际上达到了高位，但是，按会计准则规定的方法计算，这时银行需要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却处于低位，这不是荒谬吗？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随着银行业的繁荣，坏账准备应该上升，而不是下降。精算方法是一套教条的程序，连这么基本的常识都体现不出来。按我的理解，如果一套体系得出的结论不可靠，那么应该把这套体系扔到一边，重新建立一套符合常识的体系。在非理性繁荣达到巅峰时期，银行的坏账准备金竟然降到了最低，这样的会计体系是国之大患，应该尽早摒弃。从最近新出台的一条会计规则来看，会计行业认死理的毛病一点没改。按照新规则的说法，如果一家公司濒临破产，债券持有人抛售公司债券，导致公司债券价格腰斩，那么会计师认为，这家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因为现在公司可以按半价赎回债券。问题是，如果公司账上一分现金没有，那怎么办？会计师说，没有可以假设有，没有现金，公司也是大赚了。一项项会计政策，荒谬得让人难以置信，如同现实版的讽刺剧。我们的会计政策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光鲜的外表下隐藏了太多的愚蠢，不管不行了。脑子有问题的人，该踢出去就得踢出去。一家公司濒临破产，竟然能报告巨额利润；处于繁荣时期的银行，坏账准备金竟然最低。这样的会计体系要它何用？在美国的所有商业领袖中，只有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Dimon）敢于站出来抨击愚蠢的会计政策。在此，我向杰米·戴蒙致敬，我钦佩他的为人，他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然而，如果我掌权，如果我说了算，我照样会把摩根大通的衍生品业务砍掉。大型机构有很多合法生意可做，没必要经营类似赌场的业务。肃清高风险的经营活动，社会将更加安宁。在最近的乱局中，我们看到，有些投资银行竟然真收购了赌场。开展具有赌博性质的业务已经不能满足它们的贪婪，于是它们干脆直接收购了赌场。大到不能倒的公司去收购赌场，这显然不合适。我们应该效仿格雷泽的父亲，对赌场敬而远之。我们可以允许博彩业务在小范围内经营，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赌博对社会的危害。赌博的风气不能助长，必须严厉遏制。开赌场是只赚不赔的生意。赌场没有存货、没有应收账款，每天一开业，钱就哗哗地来了，简直和印钞机差不多。赌场的生意虽好，但也需要大笔投资，金碧辉煌的大厦、美轮美奂的酒店、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都是用钱堆出来的。还是银行好，银行变身成赌场，用不着像赌场那样投资固定资产，而且比赌场还赚钱。赚钱这么容易，难怪把银行变成赌场的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这么大的诱惑，有几个人能禁得住？
会计准则不合理，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股东：我是一名会计学教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该如何教我的学生？第二个，您能否给我的学生提一些建议？
查理·芒格：我之前谈论过会计行业，我的意思是，会计的顶层设计不合理，主要是那些制定会计准则的人有问题，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从会计行业自身的发展来说，都需要对会计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你是一位会计学教授，上面是怎么定的，你就得怎么教，否则学生们没法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你也知道，会计准则中有很多愚蠢的地方，你只能捏着鼻子忍着点了。会计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会计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会计诞生于威尼斯的全盛时期。当时，威尼斯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而复式记账法的发明推动了威尼斯的繁荣。会计是一个光荣的行业，希望你的学生能为从事这样一个光荣的行业而感到自豪。这个行业有很多弊病，根源在于高层的会计准则制定者，希望有朝一日，你的学生能成长起来，为消除行业弊病出一分力。会计准则制定者怕担责任，在制定会计准则时，他们有意识地规避商业判断。如果会计师必须做出商业判断，判断错了就要赔偿损失，会计师当然怕担责任了。如果我说了算，我将推出一项改革：我绝不姑息会计师蓄意欺诈的行为，但是我将免除会计师的商业判断责任。改革之后，会计师应当更加理智、更加保守地审视公司的财务状况。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扮演好“守门人”的角色，而不是成为安然等欺诈丑闻中的帮凶。
革旧立新，我们可以向新加坡的李光耀学习
如何革旧立新，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些正面的例子中得到启示？例如，“二战”后，我们制定了马歇尔计划，选择帮助战败国重建，这是充满智慧的做法。还有什么例子可以借鉴呢？我们可以向新加坡的李光耀学习。李光耀和我同岁，他是新加坡的国父，自开国以来一直在新加坡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光耀是个非常明智的人。很多男人看重女人的美貌，不在乎女人的头脑，李光耀则不然。在读高中时，李光耀向来成绩优异，但有一位女生比他成绩更好。后来，李光耀选择了这位女生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新加坡现任总理是谁呢？是李光耀夫妇的儿子。李光耀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的行事风格充满了智慧。
新加坡地处热带，曾经有大片沼泽。为了让新加坡人摆脱疟疾的折磨，李光耀决定把所有沼泽地抽干。他可没有婆婆妈妈地考虑某些鱼类可能灭绝什么的。李光耀甚至不允许居民的院子里出现水坑。发现谁家院子里有积水，警察会立即开出重磅罚单。于是，疟疾在新加坡绝迹了。李光耀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人。在治理吸毒问题时，他参考了世界各国的经验，最后借鉴了美国的办法。李光耀效仿美国军方，他安排检查人员，随时随地进行尿检，不合格的人立刻被送往强制隔离戒毒所。于是，吸毒的问题解决了。只要发现恶劣现象有蔓延的苗头，李光耀就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其斩草除根。他对各种社会毒瘤毫不手软。某些动乱分子拉帮结派，刚刚进行几次集会，就被特工人员一锅端了。李光耀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他做的事情很对。新加坡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足够的粮食生产能力，建国初期的新加坡是个一穷二白的弹丸之地。在李光耀的带领下，现在的新加坡已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李光耀营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为新加坡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根基。新加坡的治理风格是家长式的，对公民的大事小情关怀备至。在世界各国中，新加坡是一个优秀的范本。依我之见，我们美国应该多借鉴李光耀的治国模式。美国有很多学文科的人批判李光耀，说他限制言论自由。新加坡的华人占绝大多数，马来人占少数。李光耀认为，占绝大多数的华人不应该存在优越感，他禁止华人发表歧视马来人的言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干涉言论自由，我觉得李光耀做得很对。李光耀总是能把事情做对。李光耀的成功给了中国很大的启发。在访问新加坡的过程中，中国的领导人目睹了新加坡的经济奇迹，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看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中国的领导人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以务实的态度在中国打开了新局面。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借鉴了李光耀的成功经验，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希望我们美国也能以李光耀为明鉴，革旧立新。在很多方面，我们实在太自由散漫了，我们缺乏重拳出击的力度，总是纵容很多问题滋生蔓延，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西科最终的归宿是伯克希尔，而伯克希尔后劲十足
再聊点什么呢？咱们聊聊西科吧。作为西科的董事长，我已经87岁了。有些人琢磨，西科的接班问题怎么解决？西科的未来如何？其实，西科是偶然产生的，按理说，早该并入伯克希尔了。但是，你们这些人把西科当成俱乐部了，一直把西科的股价捧得很高。沃伦·巴菲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本家，西科股价这么高，他不可能直接用现金收购，更不可能用伯克希尔的股票交换。一来，你们对西科有感情，我们不愿用现金强行收购；二来，伯克希尔的股票价值连城，我们不愿轻易发行。所以说，西科迟迟没有回归伯克希尔。但回归是早晚的事，也许等将来价格合适的时候吧。西科最终只有一个归宿，就是并入伯克希尔。我想，将来我不在的那一天，没有我在台上和你们闲聊，你们仍然会来到我们的俱乐部。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们如此着迷，我年轻的时候可没这么多粉丝。咱们还可以聊聊伯克希尔·哈撒韦，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模式很简单，但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伯克希尔模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很简单，伯克希尔既充分放权，又高度集权。一方面，对于子公司，我们充分放权，几乎是撒手不管；另一方面，对于资本配置，我们高度集权，所有子公司创造的富余现金统一由奥马哈分配。我们支持子公司为了发展壮大而进行再投资，我们鼓励合理的资本开支。伯克希尔的子公司做的是各种好生意，在扣除合理的资本开支之后，它们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大量现金。所有现金均汇集到总部，由稳坐中军帐的沃伦统一配置。我们既充分放权，也高度集权。充分放权的好处在于，我们的总部非常精简，子公司用不着负担沉重的管理费用。谁愿意忍受浓厚的官僚习气？谁愿意整天像牵线木偶一样听上级发号施令？估计你们没人愿意。你们大多数人一定更喜欢在小而精的团队中工作，同事之间互相信任，大家都对公司有很强的归属感。在伯克希尔模式中，我们对子公司充分放权，更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时候，个别人背着我们搞鬼，但总的来说，充分放权模式的利远远大于弊。同样的，在资本配置方面，我们高度集权的模式也是利远远大于弊。我们总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出发进行资本配置。因为我们比别人的选择更多，所以我们有更高的机会门槛。机会成本的门槛越高，投资决策越理智。我们可以选择利用保险浮存金投资股票，也可以选择收购整个公司，例如，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BurlingtonNorthern）。我们总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最近，有人向我推荐了一家中国公司。乍一看，这家公司似乎很不错，我对它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但是，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这个机会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手里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价格也很合适，与研究那家中国公司相比，我不如继续买入这个机会。手里已经有更好的机会了，新机会不如手里的，当然没必要继续看了。伯克希尔总部把机会成本的思维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把资金集中到总部，我们能更高效地进行资本配置。
股东：我很想投资伯克希尔，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顾虑。您和沃伦·巴菲特是伯克希尔的掌舵人，有你们在，我很放心。但是，伯克希尔的将来如何？你们对接班问题是怎么打算的？
查理·芒格：大家因为相信我们这两个怪老头，所以相信伯克希尔。就我自己而言，在芒格家族的财富中，绝大部分是伯克希尔的股票。即使我和沃伦不在了，伯克希尔仍然能长盛不衰。伯克希尔的文化能长期流传下去。伯克希尔汇聚了众多具有竞争优势的好生意，它们将长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在伯克希尔股东会上，我说了，伯克希尔是一家很特别的公司，它不需要有超强的领导能力。伯克希尔后劲十足，它的文化不可能转瞬即逝。
新模型让我们进入了高科技领域，我相信比亚迪
高科技公司总是难逃被颠覆的命运
你们可能问我这个问题：“你们以前不是把高科技公司当成洪水猛兽吗？现在怎么开始投资高科技公司了？”我们投资了伊斯卡，伊斯卡一直在开发高精尖的产品。我们投资了比亚迪，比亚迪是一家富有创新基因、不断创造奇迹的公司。没错，我们以前确实惧怕高科技公司。就我而言，正是在这里，在帕萨迪纳市，高科技公司给我留下了阴影。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投资了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公司。我们的公司开发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录音设备。为了开发这个新产品，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耗费了大量心血。好不容易把产品开发出来了，搞风险投资的人却来挖墙脚，把我们负责产品开发的核心员工给挖走了，我感到非常郁闷。更糟糕的是，没过多久，磁带横空出世，把我们开发的产品直接淘汰了。我们在破产的边缘苦苦挣扎，那可真是一段备受煎熬的岁月。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碰高科技公司了。沃伦以前也不敢碰高科技公司，他只敢投资衬衣、鞋履、砖瓦之类的东西。
我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高科技巨头，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柯达绝对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它垄断了所有与胶卷相关的专利，它熟悉所有与胶卷相关的化学和物理知识，而且它还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之一。现在的柯达呢？已经奄奄一息了。同样地，曾经享誉世界的施乐（Xerox）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当年的柯达和施乐可是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的大公司啊！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高科技公司很难保住领先位置。我听比尔·盖茨说过很多次，无论是多成功的高科技公司，当颠覆性的新技术出现时，都会无一例外地失败。不管成功的公司有多大的先发优势，都会因无法适应新技术而被淘汰。IBM或许是个例外，电子计算机技术出现以后，它跟上了潮流。但是，个人电脑兴起之后，IBM却被甩在了后面。IBM照样被比尔·盖茨言中了，难以摆脱所有高科技公司的宿命。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意识地远离高科技公司。
我们掌握了一个思考高科技公司的新模型——“狗鱼模型”
我们为什么做出了改变呢？以前，我们惧怕高科技公司，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例如，我投资了一种电子录音设备，结果被磁带淘汰了。我们现在变了，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个新模型。模型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头脑中应该装着很多模型，我们要学会用多个模型客观地思考问题。我的新模型是受到了一位朋友的启发，姑且称为“狗鱼模型”。狗鱼生性凶猛，一群鳟鱼在池子中游弋，扔几条狗鱼进去，鳟鱼很快就被吃光了。有些公司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非常强大，对手根本无法企及，它们如同鳟鱼池中的狗鱼，必然在行业中所向披靡。
早期的沃尔玛正是一条凶猛的狗鱼。沃尔玛找到了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秘诀，因此它一骑绝尘成长为零售业的霸主。在为客户创造价值方面，开市客也不遑多让。格雷泽的父亲说，要把好东西卖给客户，开市客绝对是这方面的典范。我特别欣赏开市客的价值观。另外，开市客还拥有难以匹敌的竞争力。开市客具有良好的生意模式和强大的公司文化，它的高管几乎全部是从基层干起来的，这家公司不是一般公司能比的。在过去，我绝对不可能投资三星公司。但是，根据我现在掌握的多种竞争模型，我可以看出来，三星是高科技行业的狗鱼之一。伯克希尔之所以投资了一些高科技公司，是因为我们通过用模型思考高科技行业，得出了几个确定性非常高的预测。
比亚迪是一家想不成功都难的公司
我今年86岁了，假如我对你们说：“我能用右手把400公斤的杠铃举过头顶。”你们肯定笑我吹牛。假如我真用右手拎起了一个400公斤的杠铃，轻松自如地举上举下，然后，我又对你们说：“现在，我要用左手举起450斤的杠铃。”我轻轻一举，又举起来了。我把重量连加了四次，都轻飘飘地举起来了。这时，你们就愣了，没想到我还真有两下子。虽然你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再往上加重量，你们一定会相信我能举起来。这个举重的例子，用来形容比亚迪最合适不过了。在创始人的带领下，比亚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做什么业务，都力求做到最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当他们创造出第一个奇迹时，我们可能不当回事。但是，当他们创造出第三个、第四个奇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比亚迪很了不起。也许你会说，我们买得早，我们买的价格很便宜。确实，这多亏了我的朋友李录，是他慧眼识珠。如果当初比亚迪的价格贵一些，我们还真可能因为不识货而错过了这家好公司。以前我们不敢碰高科技公司，但现在有几家高科技公司，我们觉得确定性很大，我们很有信心，所以我们投资了。我们以前投资高科技公司没成功过，现在有了个新模型，就能成功了？这么说吧，我们非常谨慎，绝对不会轻易出手。像比亚迪这么优秀的公司寥若晨星，像王传福、李录这么优秀的人是凤毛麟角。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没有膨胀，没把自己当成高科技大咖。风险投资行业不太对我的胃口。我知道，风投行业对社会的发展有益，我也很钦佩成功的风险投资者，但是我本人对风险投资没什么兴趣。我认定比亚迪能行，你们可能觉得我是在做风险投资，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比亚迪是一家想不成功都难的公司。看着比亚迪冲击全球最顶尖的技术高峰，真是令人倍感振奋。可用于电网储能的大容量锂电池是一座高峰；低成本、高效率的太阳能产品是一座高峰；成熟可靠的电动汽车是一座高峰；为中国的消费者大量生产物美价廉的汽车也是一座高峰。很多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很差，人们几乎无法呼吸，电动汽车必将成为未来的主宰。成熟可靠的电动汽车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的高等学府、科研院所以及大型汽车公司都在你追我赶地研制电动汽车。我认为，在研制电动汽车这场赛跑中，目前，比亚迪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比亚迪能领先？一个是有杰出的领导人，另一个是有独特的文化。中国有13亿人，选拔其中最聪明的人，让他们读理工科，再从毕业生中优中选优，挑选5%进入公司，这些精英进入公司后比其他所有公司的工程师都更拼、更努力，按照这样的模型，比亚迪能不强大吗？我相信，比亚迪会越来越成功。比亚迪正在攻克的难题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比亚迪的成功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要解决全球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更多地使用太阳能。在利用太阳能的道路上，更高效的电池技术是我们必须攻破的一道难关。比亚迪制造的汽车物美价廉。我平时开的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550，开起来很顺手。最近，我在道奇体育场（DodgerStadium）附近试驾了一辆比亚迪电动汽车。这辆比亚迪生产的汽车更重，因为它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动力电池在整车中占了很大的重量。试驾之后，我的感觉是，与我的车相比，比亚迪的这款电动汽车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它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性更胜一筹，因为它的重心更低，而且没有燃油爆炸风险。我试驾的这辆比亚迪电动汽车，充一次电，可以开300多千米，相信将来比亚迪能实现更长的续航里程。前段时间，比亚迪宣布与梅赛德斯—奔驰达成了合作协议。按照中国的政策规定，梅赛德斯—奔驰只能在中国开两家合资公司，这两家合资公司早已成立了，所以梅赛德斯—奔驰和比亚迪只能寻找别的合作途径。强大的梅赛德斯—奔驰为什么要找小小的比亚迪合作？当然是因为它认可比亚迪的电池技术。我相信电动汽车的时代必将到来。比亚迪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它一定能行。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相信我将驾驶一款搭载比亚迪锂电池的汽车。你们中有很多人，像过去的我那样投资，远离高科技公司，现在已经很有钱了。我不建议你们学我，不建议你们改变，不改变更安全。我们一反常态，投资了几家高科技公司，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你们解释一下。没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虽说我不是靠投资高科技公司起家的，但是我相信比亚迪，我不会看走眼。谁说人一点不能改变？毕竟，我才86岁。
中国在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我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
中国在追求真正的产品升级
股东：我的问题与商业界的变化速度相关。我有个感觉，商业界的变化似乎越来越快。您经历过几十年的商业变迁，您有这种感觉吗？商业界的进化速度是不是加快了？与过去20年相比，在未来20年，世界的发展速度一定会越来越快。商业界的变化速度如此之快，挑选值得长期持有的公司是不是更难了？
查理·芒格：我不知道未来20年的世界会怎样，我的日子不多了，我也犯不着琢磨这个问题。说起发展速度，中国的发展速度才叫惊人呢，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增长，真是史无前例。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的领导人，非常务实。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完成了老一代领导人未竟的事业。我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中国走过弯路，但后来进行了拨乱反正，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力挽狂澜的气魄，真是令人敬佩。在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很多人具有理工科背景，这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好感。我看好中国的前景。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各方面的困难很多，我们总是拿自己的人权标准去要求中国，这未免过于苛刻。我们有我们的历史现实，中国有中国的历史现实，我们认为正确的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我们美国人总是想让别人听我们的，我觉得，这么做不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它应该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总之，中国人确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过去，中国生产的是廉价的塑料制品和纺织品，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军高端制造业，中国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科学技术。
中国的崛起，让一些人感受到了威胁。例如，一家伊利诺伊州的小型金属加工厂，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它可能很难生存下去。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对中国有怨气。中国人很聪明，他们开始培育比亚迪这样的公司，不再局限于通过廉价商品抢占市场份额，而是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占领市场。中国人正在追求真正的产品升级，他们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期待中国取得更大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制造的产品会越来越好。我始终对中国人有一种好感。在奥马哈的商业中心，有一家名叫KingFong的中餐馆。我记得，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去过这家餐馆的二楼吃饭。为了追寻儿时的美好回忆，这次参加伯克希尔股东会，我特意开车路过KingFong餐厅，它还在那呢。奥马哈的商业中心早已不再繁荣，但历经几十年的风雨，KingFong餐厅仍然生意兴隆。看到这家历史悠久的餐厅，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KingFong餐厅在奥马哈的商业中心屹立不倒，这家餐厅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精神的真实写照。
比亚迪没有“分析瘫痪症”，我很高兴与它结缘
股东：您以前讲过，您非常欣赏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您认为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对管理公司非常有益。数据的可靠性更高，用数据分析问题更合理。但是，过度依赖数据可能导致“分析瘫痪症”（analysisparalysis），分析过多却无力行动。过度依赖数据还可能导致迷信金融模型，而迷信金融模型正是您强烈批判的一种行为。我们如何才能既保留理工科思维方式好的一面，又不受到其负面影响？
查理·芒格：分析瘫痪症”是一种很常见的公司病。要说哪家公司规模很大，却没染上这个毛病，我会告诉你，答案是比亚迪。比亚迪拥有16000多名工程师，绝对是一家大公司，但是它没得“分析瘫痪症”。
比亚迪总是追求理智，踏踏实实地做事。比亚迪毫不拖泥带水，它不会被分析数据所累。我之所以对比亚迪充满信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好比亚迪的公司文化。在比亚迪公司，找不到你说的“分析瘫痪症”。有一个国家，它拥有众多人才，但是却患有严重的“分析瘫痪症”，这个国家是印度。放着新加坡的李光耀不学，印度从我们这学了一大堆糟粕。
股东：听说比亚迪的创始人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请问您如何评价比亚迪的创始人？如果比亚迪的创始人不在了，比亚迪还能继续发展吗？首先，有些风险难以避免，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伯克希尔的董事长将近80岁了，还生龙活虎的，比亚迪的领导者，我们还用得着担心吗？既然你担心比亚迪的创始人年老体衰，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咱们就请本尊现身吧。王传福，你站起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查理·芒格：还有比亚迪的副总裁李柯，她也非常年轻。他们二位是专程来美国筹建比亚迪美国总部的，他们选择把总部设在洛杉矶市中心。他们选址选得真好。作为一家成本低、效率高、富有进取心的中国制造商，进军美国市场，把总部开在洛杉矶，可以释放出一个良好的信号。把总部开在华尔街那样的地方，就太不接地气了。
股东：除了比亚迪，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公司是哪家？您还看好中国的哪些行业？
查理·芒格：我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在中国做更多投资。能找到比亚迪这么好的公司，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不奢求能找到更好的公司。能与比亚迪结缘，已经是很大的福分了。我们会继续寻找，但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了。
尽管现状依然弊端重重，但我能看到破晓的曙光
高层对这次金融危机应对得宜
股东：在过去，银行倒闭、管理层下台之后，总会有您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入场扫货，以低廉的价格买入资产。为什么这次不一样？为什么这次政府被迫出手？为什么这次危机险些把我们的文明摧毁？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呢？
查理·芒格：这次的危机更严重，大型银行险些像保龄球一样噼里啪啦全部倒下。当时的情况和化学中的自催化反应有些类似，在很短的时间内，问题立即放大，局势迅速恶化。一旦局势恶化到一定程度，后果不堪设想。假如局势恶化波及整个文明，没人能独善其身。只要稍微有些理智的人，都不可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我们非常有必要采取霹雳手段，迅速控制住局面。在此次危机中，政府的应对非常得力，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上佳表现。伯尼·麦道夫行骗了很久，政府才把他绳之以法。但伯尼·麦道夫的案子是个小事，这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则如同泰山压顶，好在我们的政府果断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在应对此次危机时，其他国家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一开始，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但英国的做法表明，政府直接干预大型银行更有效。多亏了财政部长保尔森，他发现了英国的做法更有效，于是立即改变了做法。在此次危机中，我们的高层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这是国家之幸。此次金融危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政府迫不得已，采取了雷霆手段。
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危机早晚还会到来
股东：你们早就发出过警告，呼吁人们注意衍生品和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中蕴藏着的巨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爆发了，政府出手救市，危机才得以平息。请问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风险的阴云是已经消散了，还是仍然笼罩在我们上方？
查理·芒格：风险当然没有完全消除。我们要知道，有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是风险，但对局内人来说，那是他们的饭碗。他们把自己的饭碗抱得很紧，你敢碰他们的饭碗，他们就要跳起来和你拼命。在我们看来危险而愚蠢的东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我父亲瞧不起这种人，他说过，有些人的想法很幼稚，他们觉得“我想要，我就要，因为我想要，你就得给我”。谁小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是有些人大了以后还摆脱不了这种思维方式，实在很可悲。
股东：您认为还会有另一只靴子落地吗？
查理·芒格：如果我们不对金融体系动大手术，早晚还会遭遇这样的危机。
股东：您说过，应该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监管部门的薪水比较低，而华尔街大机构的薪水则非常高，这是否也是监管不力的原因之一？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公务员，最顶层的监管人员的薪酬水平，只相当于最底层的华尔街员工。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否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的行为？事实上，很多公务员和监管者在离任后，加入了他们曾经监管的机构，拿到了比以前当公务员时高出很多倍的薪酬。您觉得这个问题的危害大吗？我们是否应该像新加坡的李光耀一样高薪养廉？
查理·芒格：这确实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李光耀给出的解决办法是高薪养廉。新加坡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儒家文化中，出仕是一种荣耀。新加坡的公务员收入很高，他们的工资比普通公司员工的工资水平高75%左右，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在高薪养廉的同时，李光耀厉行反腐，对腐败行为采取高压手段。至于我们的监管人员，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腐败，而是他们的认知能力不足。
股东：今天，贝尔斯登公司（BearStearns）的阿兰·施瓦茨（AlanSchwartz）和詹姆斯·凯恩（JamesCayne）出席了国会听证会。毫无意外地，在证词中，他们两个人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说贝尔斯登公司的倒闭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国会听证会已经成了闹剧，菲尔·安吉利德斯（PhilAngelides）领导的调查行动该收场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国会开了两年的听证会，把问题查了个水落石出。在经过深入彻底的调查之后，我们有的放矢地进行了监管改革，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都没再出现什么大问题。请问您怎么看？此次调查是该继续进行，还是到此为止？破产公司的高管刚刚经历过一场噩梦，他们的心理创伤还没平复，就把他们传唤到听证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们兴师问罪，他们也要脸啊，肯定会百般为自己辩护，把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听证会没多大意义。因为国会很恼火，所以它要让那些高管当众出丑。国会这么做也有一定的道理，就像狗拉在了客厅的地板上，按着狗鼻子让它自己去闻一样。被拖到听证会上的高管手足无措，只能胡乱搪塞。有的人装失忆，有的人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多年以前，在帕萨迪纳市，罗斯福家族的一个后裔因为婚变而陷入了舆论的旋涡。他亲笔写的一些信件遭到了曝光，他在信件中承认自己有性怪癖。按照当时加州的法律，在判决离婚官司时，法院会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过错情况，决定如何分配家庭财产。所以，这位罗斯福家族的后裔竭力为自己辩白。内容不堪的信件已经曝光了，还能怎么开脱？这位罗斯福家族的后裔很有才，他说：“我妻子精神有问题，为了满足她的幻想，我只能写这些变态的东西来迎合她。”虽然他编的理由很荒唐，没人相信，他不也照样为自己开脱吗？
查理·芒格：现在我们在听证会上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衍生品的社会危害性极大
股东：星期六，沃伦表示，高盛没有任何错，错的是客户，是客户自己要做高风险的交易。按照您以前讲的，您应该和沃伦的看法不一样吧？您觉得高盛有错吗？首先，衍生品交易已经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来了。总收益互换（TotalReturnSwap）这种衍生品完全是一种规避杠杆限制的工具。在这种产品的掩护下，华尔街可以肆无忌惮地上杠杆，会计师根本挑不出任何问题。总收益互换涉及大量资金的对赌行为，但是在现行会计政策下，它不会完全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中，账目中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对衍生品深恶痛绝，这种东西弊远远大于利，对社会危害极大。衍生品基本上没一个好的，就连股指类衍生品都是弊大于利。当年，交易所推出标普指数合约时，几乎只有沃伦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写了一篇文章，说这种东西对社会弊大于利。后来，指数合约还是成了完全合法的一种衍生品。沃伦曾经公开反对指数合约，当指数合约出现定价错误的机会时，沃伦却毫不犹豫地买入指数合约。这算是言行不一吗？我觉得不是。所有投行都在开展衍生品交易自营业务，衍生品证券种类繁多，很多合约是临时性质的，只有几个参与者。衍生品的泛滥要归咎于国会，是国会通过了允许衍生品交易的法案。衍生品交易，所有的投行都在做，为什么要把高盛单独拎出来，说它犯了大错？从高盛的角度来说，它很难为自己辩护。高盛应该感到很突然，事先没想到自己会陷入这样的局面。我估计高盛会做出一些改变。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Blankfein）是个灵活务实的人。目前，高盛正在对衍生品业务进行自查，发现了问题，他们一定会改。我不觉得高盛有什么大错。诚然，是因为各大投行游说政府，衍生品交易才得以合法化，高盛也参与其中了，但所有的投行都有份，把高盛单独拎出来，未免有失公平。别的投行可以赚这个钱，偏偏高盛不行？
查理·芒格：华尔街的思维方式和艾伦·格林斯潘差不多，他们认为，成年人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风险多大，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不敢苟同。即使是成年人，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很多成年人想做的事，国家应该明令禁止。赌博就是一种应该明令禁止的行为。如今，赌博却披上了衍生品的外衣，在投行的庇护下登堂入室。我不怪高盛。高盛可以说是所有投行中最优秀的一家，政府却偏要拿高盛开刀，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股东：您认为，在受到谴责之后，高盛会怎么做？它有可能剥离衍生品业务吗？除非法律强制要求，没有一家投行会主动放弃自己的衍生品业务。衍生品业务利润丰厚，投行是既得利益者。衍生品业务是它们的饭碗，它们怎么可能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
我们是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但我并不悲观
股东：我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的制造业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惊叹不已。您说了，我们美国应该回归本质。美国总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这次也不例外。虽然我们走出来了，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我们偏离本质太远了。我们忽略了本土的制造业，忽略了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失去了梦想，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我不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和别人谈论这个问题，别人没什么兴趣，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多基本的道理，我们都不明白。请您告诉我，我们为什么如此迷失？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国家确实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非常棘手，解决起来面临重重阻力。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做错了，现在想挽回局面，非常困难，例如，老城区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尽管如此，我不像你那么悲观。在伯克希尔股东会上，有人问我：“你在加州怎么待得下去呢？加州的立法机构乱成了一锅粥，反智的左派和反智的右派天天掐架，他们还通过操纵选区划分的手段，把头脑清醒的人排挤出去。加州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你说加州有什么好的？”我回答说，加州确实存在这些问题，而且问题还很严重，但是加州的气候好啊。我们还与亚洲隔海相望，亚洲发展得很好。大量人才源源不断地来到加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亚洲人。一个人才不断涌入的地方，是不会差的。我也相信，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中国曾经有过动乱，那是开历史倒车，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走出来了。他们怎么找到了新的出路呢？
查理·芒格：因为那条路走不通。同样的道理，你为美国社会当前的种种问题感到忧虑，我却从这些问题中看到了一缕缕曙光。我很清楚，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尝到失败的苦涩，没人愿意变革。现在，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从当前的社会弊端中，你看到了世界末日，而我看到了破晓的曙光，但愿我是对的。
银行不应把信用卡发放给超前消费成瘾的人
股东：如今，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处理渐行渐远，银行倾向于将不良资产以虚高的价格留在资产负债表中。与此同时，房贷断供潮持续上演，大量房产被银行没收。请问富国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将何去何从？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富国银行的股价跌到了非常低的程度。富国银行有很多优点，它是一家令人尊敬的银行。富国银行犯错了吗？犯了。富国银行犯的错误严重吗？严重。富国银行是否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收拾美联银行（Wachovia）的烂摊子？
查理·芒格：是的。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富国银行值得投资。与金融危机最低点时相比，富国银行已经涨了四倍，即使现在价格涨了，它仍然值得投资。受大环境的影响，所有的银行都犯错了，优秀的银行也可能马失前蹄。富国银行自己也很清楚，它犯过很多错。但是，优秀的银行有个特点——它们更善于认识和改正错误。银行滥发信用卡，把信用卡发给了很多超前消费成瘾的人，这样的人拿到了信用卡只会滥用，最终给银行的资产制造很多窟窿。就算银行有办法收回信用卡欠款，银行也不应该把信用卡发放给超前消费成瘾的人。把钱借给消费成瘾的人，让他们背负利率高达30%的贷款，这样的生意，我不想做，这不符合我从小养成的价值观。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很多银行爱赚这个钱，我个人觉得有些反感。我不是批评银行，只是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想法。相信在座的诸位，很多人和我的想法一样。想法和我一样的人，请举手。这么多人举手，真希望美国的银行家们能看到这个场面。
股东：我想了解一下盖可保险面临的机会和风险。盖可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您不赞同大力发展信用卡业务，但是盖可是否可以开展一些别的附加业务，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查理·芒格：盖可保险开展信用卡业务，这是我们的主意。我刚才忘了把我们自己数落一番了。我们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结果以失败告终。好在我们敢于承认错误，是我们错了就是我们错了，是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我们自己按着自己的鼻子去闻。建议美国的其他公司和我们学学。我在此重复一遍：让盖可保险开展信用卡业务，我们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我们错了，我们该罚。但愿我们别再搞出类似的附加业务了。
对待问题，一定要提前预防，也要直面处理
德国、希腊的例子能说明失败的基本模型，教育孩子也要未雨绸缪
股东：请问该如何培养小孩子，如何培养他们的性格和气质，才能让他们更像伯克希尔，而不是商学院毕业生？如何培养孩子，让他们更茁壮地成长？这是个好问题。我们能看到很多失败，这些失败是怎么发生的？
查理·芒格：大多数人不知道失败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许多失败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模型。我们以民主德国为例来说明失败的基本模型。整体而言，德国人是非常优秀的。苏联占领民主德国后，最优秀的500万德国人通过各种渠道离开了，剩下较差的1700万德国人，在苏联的统治下生活了40年。优秀的人走了，只剩下较差的，即使是德国人，也难免陷于失败。
我们的中心城区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人从中心城区搬走了。中心城区犯罪率高发，换了是你，你也会选择离开。老话说得好：“一个问题，彻底想明白了，就解决了一半。”很多人不懂，总觉得问题出现以后，是可以轻松解决的。实际上，当问题出现时，已经很难解决了，有时甚至根本没办法补救。正确的做法是未雨绸缪。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严重的脑癌，这种肿瘤生长迅速，得了以后基本无药可救。很多问题都如此，等它出现以后再想解决，那是千难万难。所以说，我们要向李光耀学习，问题刚一露头，就用高压手段把它灭了。如果我们不能把苗头性的问题连根拔起，小问题终将酿成大祸患。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想做到我说的这一点很难。我们实行民主制度，缺乏有胆识、有魄力的政治家，无法以高压手段把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现在欧盟的一块拼图出现了松动。希腊的政治家希望能多借点钱，多买点东西，让希腊人的日子过得轻松一些。谴责希腊没什么意义，一旦少了希腊这块拼图，整个欧盟将风雨飘摇。各国可能被迫裁员、削减养老金，那是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按照我的经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不让问题出现。在我看来，高素质居民群体开始逃离之时，城市中心区就注定要衰败，别人可能觉得还有挽回的余地，我却不抱任何希望。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再以公司为例来说明失败的基本模型。假设在一个行业中，最优秀的人才愿意加盟公司A，不愿加盟公司B、C、D，而且公司B、C、D的优秀员工也不断跳槽到公司A。长此以往，公司A会越来越成功，而公司B、C、D必然会走向失败。如果我们能深入思考，不轻信社会科学中的某些无稽之谈，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失败。
我特别敬佩李光耀直接面对问题的勇气。不管遇到多棘手的问题，他总是毫不畏惧。有些孩子不成器，想把他们教好，实在太难了。孩子有问题，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反倒是经济条件太好了，更容易惯出一身坏毛病。在西方社会，很多从富裕家庭中走出来的孩子都是废材。我建议家长们怀着一颗充满善意的心，严格地管教孩子，理智地引导孩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家记住这句话：“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疗。”防患于未然很重要，一分预防胜过一万分治疗。预防才是解决之道，可惜很多人不懂未雨绸缪。
国家的栋梁之材涌入华尔街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股东：您说过，大量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进入了金融行业，这不是一件好事。我很尊重您，但是我不太同意您的这个观点。投行大量招聘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有朝一日，这些新鲜的血液将成为投行的领导者，他们应该能比雷曼的董事长迪克·福尔德（DickFuld）做得更好。我觉得大量优秀毕业生加入投行未必是坏事，您说呢？
查理·芒格：这么说吧，从加州理工学院随便挑一个学生，都能比迪克·福尔德做得更好。加州理工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是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进入华尔街参与赌博活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给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的才华应该用来设计更先进的炼油厂，而不是研究更赚钱的赌博技术。你说得有一定的道理，这些优秀的毕业生确实能比迪克·福尔德做得更好，但是国家的栋梁之材都涌入华尔街不是什么好事。
希腊的困局很难解决
股东：在上周六的伯克希尔股东会上，您谈到了诚信。目前，为了应对经常账户赤字，欧洲南部的一些国家加足马力开动印钞机，请问您怎么看？
查理·芒格：希腊问题是一个难解的困局。在欧盟成立初期，大家就知道，有可能出现希腊这样的问题。过了这么长时间，问题才出现，我觉得已经算是奇迹了。希腊的困局很难解决。一方面，欧盟不愿救希腊，这个先例一开，所有的欧盟国家都会产生依赖心理，出了什么问题，就等着其他成员国的贷款和救济；另一方面，希腊是欧盟的成员国之一，不救希腊，希腊倒下了，欧盟的脸面不好看。以前，欧盟没少帮扶贫穷的成员国。以爱尔兰为例，欧盟为爱尔兰提供了大量援助，爱尔兰则利用欧盟的援助资金引进了大批高端人才。此后，爱尔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样是得到帮扶，有的国家像爱尔兰一样发展起来了，有的国家却像希腊一样成了累赘。希腊的困局难以解决，救不是，不救也不是，真让人进退两难。这让我想起了伍迪·艾伦（WoodyAllen）的一句话，他说：“一条路通往绝望，另一条路通往灭绝。希望我有足够的智慧，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希腊的困局自有欧盟解决，我很庆幸我不需要解决这个难题，因为我没那么大的本事，我真不知道该不该救。我只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快刀斩乱麻。刚才，我讲了防患于未然的智慧。我们要预见到，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明智的人，一看到问题露头，就把问题打掉，绝对不会让问题蔓延开来。在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公务员整天混日子。出现了问题，他们等着问题自己消失。本来早该解决的问题，让他们一拖再拖，结果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
我们做投资，总是寻找愚蠢的竞争对手，挑软柿子捏
股东：沃伦说过，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采用格雷厄姆式的投资策略，后来则进化为投资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伟大公司。如果您现在管理小规模的资金，您会投资具有成长性的小公司，还是寻找偶然出现的市场定价错误的机会？
查理·芒格：我们基本上不看盘子太小的公司，因为看了也没用。伯克希尔的资金量太大了，我们只有投入大规模的资金，才能撬动伯克希尔的业绩，盘子太小的公司，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伯克希尔受规模的限制，无法投资小公司，但是你不受这个限制。你又年轻又穷，你比我们有优势，你能找到更多的机会。尽管如此，我可不想变成你。要是我能像你那么年轻，还有我这么多钱，那我很乐意。
股东：如果您像我这么年轻，而且没有钱，您会投资具有成长性的小公司，还是寻找格雷厄姆式的烟蒂股？我当然会在小盘股中寻找机会。我会努力挖掘所有存在信息不对称性的机会。我希望我能具有信息优势，掌握别人不知道的重要信息。研究杜邦、陶氏这样的大公司，很难获得信息优势。如果我管理小资金，我不会投资大盘股，和大资金对着干。默克（Merck）和辉瑞（Pfizer）两家公司，谁研发的重磅药更有潜力？
查理·芒格：这样的问题不是小资金该琢磨的：第一，这样的问题很难；第二，你的对手是很多聪明人。我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寻找市场出现无效性的机会，寻找我比对手更具信息优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散落在很多地方，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明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要取得成功，一定要去竞争比较弱的地方。这就是我的秘诀，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
股东：我想问一个关于您和沃伦·巴菲特的问题。在今年的伯克希尔股东会上，沃伦说，是您让他懂得了可持续竞争优势，让他认识到应该买好生意。请问您从沃伦·巴菲特那里学到了什么？对伯克希尔的所有同事，沃伦总是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沃伦说是我让他懂得了买好生意，这实在是过奖了。沃伦怎么可能看不懂可持续竞争优势？即使没有我，他照样会认识到应该买好生意。我们这么笨，竟然还这么成功，你们说怪不怪？
查理·芒格：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这两个笨蛋成功了，你们看到了希望，所以才蜂拥而至。在伯克希尔股东会上，曾经两次获得美国国际象棋冠军的帕特里克·沃尔夫说，与他下国际象棋相比，我们做投资的难度更大。帕特里克·沃尔夫是一位国际象棋大师，他可以蒙着眼睛与六个对手同时进行车轮战，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回答他说：“帕特里克，应该是你下国际象棋难度更大才对。我们做投资，总是寻找愚蠢的竞争对手，挑软柿子捏，而你参加国际象棋比赛，总是和高手同台竞技，要进行针尖对麦芒的较量。”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说的这个道理。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笨人，如果会寻找较弱的竞争对手，照样能取得成功。
保险行业，我没把握；铁路公司，我很放心
财险公司很容易犯错
股东：请问您对当前的保险行业有什么看法？
查理·芒格：总的来说，财产保险生意是非常难做的。财险行业与金融行业有相似之处，经常为了保住规模而自欺欺人。保险产品价格下跌的时候，财险公司总是把准备金和预期损失往少了算，生怕别人抢走市场份额，而自己的业务规模收缩。我很少看财险行业，这里面基本没有值得投资的公司。伯克希尔是个例外，我们比别人更守纪律。我们也会犯很多错误，但是，我们的保险生意仍然是好生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保险生意不是好生意。在财险行业，除了伯克希尔，还有其他几家好公司。这几家好公司是大家公认的，价格自然也不便宜。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财险公司不是好生意，财险公司经常犯错，不值得投资。保费太低，准备金不充足，这样的错误司空见惯。人总是自以为是，总是想当然，我们很难指望财险公司的管理者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再保险公司更别提了，经营再保险公司的难度更大，再保险公司对管理者的要求更高。
股东：您认为经营再保险公司的难度非常大，但是伯克希尔却投资了瑞士再保险（SwissReinsurance）和慕尼黑再保险（MunichReinsurance）两家公司。你们不能控制这两家公司的浮存金，但是你们仍然投资了它们，请问这两家再保险公司有什么特别之处？伯克希尔是这两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你们是否因此对这两家公司有更深入的了解？作为与这两家公司无关的外部投资者，我们也能通过分析，发现这两家公司的优势吗？
查理·芒格：这两家公司是沃伦投资的。在买入这两家公司时，他权衡了摆在伯克希尔面前的所有投资机会并且比较了所有机会的价格。这两家公司有很多优点，它们拥有悠久的历史、良好的声誉，它们是两家值得尊敬的公司。这两家公司是我们作为投资组合中的品种买入的，我们只是觉得，比较起来，这两家公司是不错的投资机会。虽然我们投资了这两家公司，但我对整个再保险行业的观点保持不变。我仍然认为，再保险生意很难做，经常容易犯大错。
股东：保险公司的错误往往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暴露出来。只看财务报表，似乎很难看出来准备金是否充足。请问您如何发现保险公司的错误？你说得对，保险公司确实很难判断。在分析一家保险公司的时候，除了看它的财务数字，我们还要看它的文化。准备金是否充足，这一点很难判断。公司文化如何，是否容易犯错，这一点也很难判断。这些判断做不好，就没办法成功地投资保险公司。我说了，财险行业很难做，财险公司不是好生意，我们判断起来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大的把握。我还是更喜欢想都不用想的投资机会，我更喜欢可以无脑买入的机会。投资开市客的时候，我觉得，开市客可以无脑买入。后来，我又发现了比亚迪，我觉得，比亚迪也可以无脑买入。无脑买入的机会虽好，可惜不常见。特别是对于钱太多的投资者来说，钱太多了，可供投资的机会就少，有时候选择起来特别困难。谁让你钱多呢？
股东：请问保险行业的保费价格什么时候能上调？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浮存金规模是否能进一步增加？
查理·芒格：我估计伯克希尔的浮存金增加不了多少，甚至有可能下降。我们增加浮存金的难度非常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增加的可能，毕竟，我们过去创造过奇迹。伯克希尔的浮存金不是说增加就增加的，我不敢说伯克希尔的浮存金一定会增加。
做成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这笔收购，我很高兴
股东：在接受采访时，沃伦表示，伯克希尔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支付的是全价。他说，他希望通过这笔投资获得合理的收益率。请问合理的收益率是多少，是9%、12%，还是别的数字？
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做投资总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出发。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我们发行了6%的股份，其余资金来自贷款以及我们的浮存金。在做这笔收购时，我们的浮存金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率，我们贷款支付的利率也非常低。这笔收购符合伯克希尔股东的利益。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的股东能多占一些便宜，但我们也不吃亏。能做成这笔交易，我很高兴。另外，通过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马修·罗斯（MatthewRose）加盟了伯克希尔。马修年富力强、能力出众，他能加入进来，我非常高兴。
股东：请问收购伯灵顿，你们认为合理的收益率是多少？
查理·芒格：伯克希尔从来不做准确的盈利预测。一般来说，在投资股票时，我们要求长期税前收益率至少达到10%，但这个数字不是一成不变的。收购整个公司和买入部分股票不同，收购整个公司，我们能节省很多税收成本。与买股票相比，我们更愿意收购整个公司，而且我们愿意支付高一些的价格收购好公司。在当前的环境中，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应该达不到税前10%。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股票投资者的税前收益率应该比10%低，能有个4%、5%左右就不错了，现在可不是遍地黄金的时候。股票价格之所以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利率太低了。两年期的国债利率实在太低了，低到让人绝望。正因为利率太低，股票价格才涨到了这么高。现在的股票市场没什么好机会，现在可不是让人垂涎三尺的时候。前几年，股市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窗口期，由于危机突然爆发，大量股票跌到了白菜价。但是，这个窗口期的持续时间很短。机会是来了，但是有的人被吓傻了，有的人手里没钱，有的人不敢冒险。这样的窗口期不经常出现，即使出现了，持续时间也非常短暂。
现在的股市，投资太难了，“太难了”是成年人的生活常态。我们要求的股票投资收益率是10%，按现在的情况，我们很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么高的收益率。
股东：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伯克希尔支付的价格很高，而且发行了股票。为了让这笔投资实现较高的收益率，伯克希尔是否会提升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的经营效率？伯克希尔是否设定了具体的目标？是否可能把伯灵顿提升到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CanadianNational）的水准？
查理·芒格：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可以放心地把所有工作交给马修·罗斯。我们非常相信马修·罗斯的领导能力，这是我们收购伯灵顿的原因之一。你提出的问题，用不着我们考虑，完全由马修·罗斯处理。如果需要我们亲自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会收购伯灵顿了。
总有一天，克莱顿的建造方法将得到推广
股东：伯克希尔旗下的克莱顿公司专门生产预制装配式房屋。星期六，在奥马哈，我参观了克莱顿的样板房，一平方米不到1000美元的价格，真是物美价廉。据我所知，由于土地规划限制和建筑工会的抵制，克莱顿的产品无法进入很多地区的市场，例如，芝加哥南部地区。现在次贷危机已经逐渐平息，请问克莱顿的发展前景如何？克莱顿的产品利国利民，将来地方政府是否可能减少对预制装配式房屋的限制？
查理·芒格：为了解决移动房屋受限制的问题，凯文·克莱顿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装配式技术建造常规房屋。观察历年股东大会上展出的克莱顿样板房，你们会发现，它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好。这体现了凯文·克莱顿的性格，他总是不懈地追求进步。
总有一天，克莱顿的装配式技术将成长起来，取代一部分使用传统方法建造的房屋。然而，改变房屋建筑行业并非朝夕之功，克莱顿的成长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将来，克莱顿能实现它的目标，我们会看到更多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的房屋。正如你所说，克莱顿的产品物美价廉，而传统房屋的建造成本太高了。传统的房屋建造方法效率非常低，大批量建造还好一些，零星地分散建造，效率特别低。我相信，总有一天，克莱顿的建造方法将得到推广。顺便说一下，伯克希尔旗下的迈铁公司（Mitek）同样致力于重塑房屋建筑业。迈铁公司开发出了连接件、固定件、椼架等多种房屋建筑组件，让传统房屋的建筑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质量更好。可以说，伯克希尔的这两家子公司在采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假以时日，相信我们能显著提升建造房屋的效率。
西科既不独立，也不远大
股东：对于西科与伯克希尔之间的关系，我不是特别清楚，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西科的浮存金的。伯克希尔拥有13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620亿美元的浮存金。西科拥有24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2.64亿美元的浮存金。从浮存金与现金和有价证券之比来看，西科的浮存金占比明显较低。在过去两年里，西科的浮存金增长速度很快，从7600万美元增长到了2.64亿美元。西科的再保险生意全部来自国民赔偿公司（NationalIndemnity）。请问西科的保险生意能否壮大、浮存金能否增加，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将来，西科的浮存金规模是否有望显著增加？
查理·芒格：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比亚迪的。伯克希尔投资了将近三亿美元，买了比亚迪的股票。比亚迪的机会应该是您发现的，但为什么这笔投资放在了伯克希尔，而不是由西科来做？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所有重大投资，我们都通过伯克希尔来做。因为伯克希尔的知名度很高，大家都认伯克希尔这块金字招牌，都认沃伦·巴菲特这位传奇人物。我在年报中说了，西科不是迷你版的伯克希尔，西科和伯克希尔没法比。人们更愿意和伯克希尔做生意，而不是西科。至于保险生意和浮存金，西科现在的保险生意完全是伯克希尔送的。伯克希尔是为了帮西科一把，才分一些保险生意给西科。西科自己没办法做大保险生意，也没办法增加浮存金的规模。西科是偶然产生的，它最终将回归伯克希尔。西科不是一个独立于伯克希尔存在的公司，也没什么远大的发展前景。前几年，西科做了一笔收购，结果很不理想。我们刚完成对科特的收购，家具租赁行业就由盛转衰。随着整个家具租赁行业陷入寒冬，科特的盈利出现了大滑坡。伯克希尔也做了几笔不太理想的投资，西科没参与其中。我相信，从长期来看，西科收购科特这笔投资能赚钱，但是，我们必然要付出很多努力，经受很多煎熬。总之，在分析西科的时候，别把它当成完全独立的公司，它纯粹是由于偶然因素产生的。
关于新能源、可口可乐和科特
我相信将来太阳能板的价格会掉下来
股东：您说了，家庭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太贵了，那您觉得风能怎么样？现在很多美国公司投资了风电，与传统的发电方式相比，风电的利润更高吗？
查理·芒格：我相信美国中部能源公司的管理者，他们知道该怎么经营这家公用事业公司。就我个人而言，我支持使用更多的风能和太阳能。美国中部能源公司不是完全自己说了算，它必须遵守监管机构的要求。美国中部能源公司正在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太阳能板的生产成本将大幅降低。现在，太阳能板的价格太贵了，我打算等价格降下来再买。我相信将来太阳能板的价格会掉下来，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可口可乐买回装瓶业务是好事
股东：最近，可口可乐把拆分出去的装瓶业务又买回来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查理·芒格：以前，为了让母公司的财务报表更靓丽，可口可乐把毛利率较低的装瓶业务拆分出去了。拆分出去的装瓶业务不必合并到财务报表中，母公司的财务数据当然看起来特别漂亮。为了扮靓业绩而拆分业务，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反对美化业绩的操纵行为。现在的可口可乐能改正以前的行为，更好地管理装瓶公司，不怕资产负债表难看一些，这是好事。我非常看好可口可乐的新任首席执行官，他应该是这些年来可口可乐最优秀的一位掌门人。
科特应该会好，公寓没赚到钱
股东：科特的业绩下降，您认为是周期性质的，还是一个长期趋势？是否有必要对科特进行商誉减值？
查理·芒格：我觉得科特不至于太差。科特不可能取得辉煌的成绩，但它将来应该能创造良好的收益，对得起我们的收购价格。也许是我太悲观了，科特的表现有可能超出我的预期。家具租赁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行业，在这个小行业中，科特的竞争优势现在比以前更强了。
股东：目前，西科正在公司总部旁边建造一栋公寓。请问在未来五六年的时间里，这栋公寓能为西科股东创造多少收益？
查理·芒格：我非常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你给了我一个反省错误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我们手里正好有一块闲置土地，所以我们决定为帕萨迪纳市的发展做点贡献。我们希望建造一栋宽敞舒适的高品质公寓，吸引有一定财力的人重返市中心。这栋公寓建了很长时间。我们开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我们的销售价格是亏损的，好在亏得不算太多。房子虽然不好卖，我们照样很守规矩，老老实实地把房子卖给合适的客户，从来不耍什么花招。我们的公寓将来一定会增值。接触房地产市场多年，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楼盘，盖不好盖，卖也不好卖，开发商总是很头疼。等这个楼盘住满了，那时候就不愁卖了，新出一个房源，往往有两三个买家抢着买。我们这栋公寓将来也会如此。谁买了我们的公寓，将来一定能赚大钱，但我们自己赚不到什么钱。没事，反正我们已经很有钱了。
我的好朋友和我敬重的人
做人当求贤妻与知己
股东：在您和沃伦·巴菲特年轻的时候，你们开始时分别做投资，后来才真正成为合伙人。那么，在你们正式成为合伙人之前，你们经常分享投资机会和投资理念吗？
查理·芒格：我身边总是有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我经常和他们探讨投资。这样的朋友我一直有，但不多。我从来不参加什么大型会议之类的分享活动。即使是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科学家，也是需要和别人交流的。在与朋友的思想碰撞中，爱因斯坦得到了很多启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有人都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相互切磋、共同进步。我身边总是有一些这样的好朋友，但是不多。生活中有一贤妻相伴，事业上有三两知己同行，一生足矣。
我敬重伯克希尔的经理人，他们给了我很多启示
股东：您建议我们研究伟人和先贤，例如，李光耀、本·富兰克林、保罗·沃尔克等。除了这几位，您能否再推荐几位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伟大人物。我敬重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很多伯克希尔的经理人。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伯克希尔开董事会。一家子公司的管理者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我们遵循80/20法则。我们80%的利润来自20%的业务，所以我们集中资源，大力发展这20%的业务。”这家子公司的业绩很漂亮，他们的策略确实管用。另一家子公司的业绩也很漂亮，它的管理者说：“在我们这个行业中，有20%的业务是最难做的，没人愿意做这部分业务，我们选择错位竞争，专攻这部分最难做的业务。别人都不愿意做，我们却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了，所以我们的生意很赚钱。”两家子公司的管理者说得都有道理。两家公司虽然用了不同的模型，但这两种模型都管用。遵循80/20法则是对的，专攻业务中最难的20%，选择错位竞争，也是对的。特别是后一个模型，非常值得思考。一件事，别人不愿做、不敢做，如果你足够聪明、足够勤奋，能把这件事做好，这就是你的机会。
追求智慧是道义所在
多学科思维模型需要一些天赋
股东：您鼓励我们建立一种类似格栅的思维框架，我对此很感兴趣，而且一直在朝您说的方向努力。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我选修了很多不同学科的课程，希望自己能建立一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问题。我的人生经验还很浅，但我对跨学科思维方式的妙处也略有感悟。然而，在运用跨学科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我总是会遇到一个很难迈过去的坎。因为我们用的是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脑子里装着很多模型，所以在向头脑中添加新模型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新模型和已有的众多模型联结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费劲。我们要从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等方方面面审视这个新模型。把新模型完全融入思维框架中之后，它确实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融入过程需要很长时间。请问这是建立格栅思维必须经历的过程吗？您是否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新模型更快地融入思维框架？我觉得，我这种类似格栅的思维框架是与生俱来的。我还有个与生俱来的特点，也对我帮助很大——我总是充满好奇心。很多东西，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特别愿意学。学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我来说，不是工作，是玩。玩的时候谁会觉得难啊？
查理·芒格：如果你和我一样，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发挥自己的天赋就行了。如果你不是我这样的人，那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约翰·保尔森的成功给年轻人造成了不良影响
股东：请问您今年读了什么好书？
查理·芒格：所有关于次贷危机的书，我几乎都读了，都非常有意思，其中，TheGreatestTrade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是《史上最伟大的交易》（Ever），这本书讲的是约翰·保尔森（JohnPaulson）的故事。约翰·保尔森通过交易衍生品赚了大钱，他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虽然约翰·保尔森的赚钱方式完全合法，但是他给美国带来了一股恶劣的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效仿保尔森，他们四处搜寻金融体系的漏洞，希望通过做空一夜暴富。约翰·保尔森可能不是坏人，但是他给年轻人树立了一个负面榜样。我批评了约翰·保尔森，但其实我本人的经历对年轻人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我在努力地做一些投资之外的事。不做这些事，我心里感到不安。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会上，我引用了教皇乌尔班（PopeUrban）评价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Richelieu）的一句话。教皇乌尔班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死了，如果上帝不存在，他可以逍遥法外；如果上帝存在，很多问题等着他交代。”这句话让我感触颇深。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多人希望上帝不存在，这样他们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我不想做一个红衣主教那样的人。
让特别小的孩子学投资不太合适，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股东：请问怎么才能让小孩子对投资感兴趣？有这方面的书可以推荐吗？让特别小的孩子学投资，可能不太合适。在做投资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从一个投资者的视角分析公司，我能把一家公司看得更透彻。在商学院的教学案例中，学生们经常从员工的角度分析，很少从投资者的角度研究。站在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一家公司，我们能看得更深、更远。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老查理留下了多少钱？
查理·芒格：都留下了。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人死了，一分钱带不走，智慧也随之消失。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追求智慧是人类应尽的道德义务。生而为人，却疏于追求智慧，这是道德上存在缺失。我对中国人有好感，因为我的这种想法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很接近。我相信，追求智慧是道义之所在。
这书里有不会说话的查理·芒格，可以随身携带
股东：我只持有一股伯克希尔·哈撒韦B。我之所以只买了一股伯克希尔·哈撒韦B，是因为我把钱省下来交学费了，我目前正在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读MBA。今天，听了您对商学院的评价，我觉得有些后悔了。只要你不被那些错误的知识带偏了，拿个MBA学位还是有用的。
股东：我们商学院的同学非常希望聆听您的教诲，请问您能否光临马歇尔商学院，为我们做一次演讲？
查理·芒格：沃伦喜欢当老师，他经常给商学院的学生们讲课。我对当老师没什么兴趣，我不想去你们学校演讲。我以前在学校做过演讲，其中有一篇演讲收录在《穷查理宝典》里了，这篇演讲还没过时。这书里有不会说话的查理·芒格，可以随身携带，何必非听我现场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