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主题：慈善

“今天我来这里演讲，是因为我的朋友约翰-阿尔古要求我来。约翰很清楚地知道，与你们邀请的其他演讲者不同，我本身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推销，因而我讲的内容，可能会跟包括慈善基金在内的大型机构的现行投资实践格格不入。所以我要是在演讲中得罪各位，你们应该去找约翰-阿尔古算帐，他的老本行是打官司，说不定会感到很高兴。”

点评：这段把“慈善”落到具体选择：在不确定环境中如何下注、如何保留回旋余地。

“长久以来，大型慈善基金的常规做法是在不借债的情况下把大部分资金投在那些可流通的美国证券上，主要就是股票。这些股票是由一家或很有限的几家投资顾问公司帮助挑选出来的。但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复杂的倾向。有些基金会追随像耶鲁大学这样的基金会，努力向伯尼-康非德式的“基金中的基金”靠拢。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发展。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在康非德锒铛入狱之后很久，一些主流大学仍然用康非德式的方法来管理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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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公司（XeroxCorporation）早期的时候，乔·威尔逊（注：乔·威尔逊，1909—1971，美国施乐公司创办人、慈善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那时已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但不得不辞职又回到施乐公司，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施乐的新机器总是卖得不如那些性能低下的旧机器好。回到施乐之后，他发现根据公司和销售员签署的销售提成协议，把旧机器卖给客户，销售员能得到很高的提成；在这种变态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劣等的旧机器当然卖得更好。”

点评：从“慈善”出发，查理·芒格更关注周期位置、风险与回报的权衡，而非预测每一轮波动。

“在社会认同的范围之内，企业的外部董事通常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不会反对任何比拿斧头杀人程度轻的事情，只有出现了某些令董事会在公众面前难堪的情况他们才会干预。我的朋友乔伊·罗思柴尔德（注：乔伊·罗思柴尔德，1904—20，美国律师、商人和慈善家）曾经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典型的董事会文化。他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西北贝尔公司（NorthwestBel）的董事，那是他们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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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茨拿出20万美元投资，其中一半资产用于建立格洛茨慈善基金会，投资一家非酒精类饮料的制造企业，格洛茨希望给这种饮料取一个迷人的名字—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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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区域管理法规》让我们处处掣肘。这项法规，我投了反对票，我夫人却投了赞成票。我们家都分成了两派，难怪最后投票结果是这项法规通过。在过去，有些人露天采矿，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以前，还有一些开发商，盖了一圈房子，把海滩圈起来据为己有。这样的矿主、开发商，当然让人憎恨。于是，人们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约束他们。制定更严格的法律也是有必要的，否则那些人太肆无忌惮了。总之，现在的法律非常严格。这还没完呢。上周，圣巴巴拉市颁布了一项重磅法规，推出了又一项抑制经济增长的有力举措。我们被拖了13年，被条条框框限制得动弹不得。现在，政府颁布了新规定，每年在蒙特西托（Montecito）地区只颁发36个建筑许可。蒙特西托地区还有四五百块空置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可成苦主了。按照宪法的规定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我们应该不受此项新规的影响。更何况，我们向圣巴巴拉市让渡了大量利益，才换来开发许可，而且我们已经完成了“三通一平”，开始动工建设了。我们对当地政府和居民简直是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我们的项目旁边有个邻居，她找到我们说，我们修的大门、铺的鹅卵石太气派了，把她家的大门给比下去了。她觉得，我们应该负责把她家的大门翻新改造成一模一样的，而且她还一分钱不出，全都让我们做。我们答应了。我们也说明白了，给她家的翻新可以，但不能因为开了这个先例，让我们沿着大街把圣巴巴拉市所有人家的大门都翻新了。该做的，我们做了。不该做的，我们也做了。地下的给排水管道也是我们出钱修的，周围的居民区都从中受益。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结果又来了这项新法规。我认为，按照宪法规定，我们不受新规的约束，可谁知道监管部门如何执行？是否会采取强硬的立场？在圣巴巴拉市开发房地产，想赚钱，实在太难了。圣巴巴拉市的市政部门以防止水资源短缺为由，宣布在全市范围内暂缓所有房地产建设项目。我们感到很无语，只能苦笑了。我们那片土地下面有充足的地下水。这片土地之前的主人建有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巨大。高尔夫球场还雇了40多个工作人员。我们的项目完工后，都入住了，也没那么多人，用不了那么多水。高尔夫球场都在那多少年了。按照加州的水务法，与当地的蒙特西托区水务公司相比，我们具有优先级更高的用水权。我们的地下水充足，我们的自来水来自水井，拥有第一优先级的用水权。圣巴巴拉市之所以颁布这一抑制经济增长的法规，理由之一是担心圣巴巴拉市市区出现水资源匮乏的局面。他们为了保护低级别的用水权，无视法律规定的高级别用水权。这好比把你家左右各扣减六米，分给两边的邻居，因为邻居的投票数比你多。为了保证具有低级别用水权的居民不出现水资源短缺，拥有高级别用水权的人被取消了建筑许可。我们有冤没处诉，有苦没处说。圣巴巴拉市的营商环境真是好啊。更让我们感到无奈的是，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聪明正直的好人。我们区的新任主管工作勤奋、头脑聪明、为人正直。她的助手也是和她一样的人。他们完全符合我们互助储蓄招聘员工的条件。从各方面来看，地区新任主管是很优秀的人。只是受政治团体的压力左右，他们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价值体系。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竭力主张抑制增长。在加州居住的人应该深有体会，不加限制地让更多人涌入，高速路会越来越堵，都市区的人口会越来越稠密。我想提醒各位股东，别高兴地盘算我们的地产项目能大赚多少，这个项目离完工还早着呢。从好的方面看，我们应该能把这个项目做得很漂亮。我们历尽曲折，但总有交付的一天。我们的大部分客户以度假为目的而置业。他们不会带来治安问题，也不会增加当地学校的负担。他们是岁数很大的人，没有需要占用公共资源的小孩。他们的房子很贵，他们会交很多税，每年都得交1%的房产税。他们会慷慨地捐助慈善事业。一方面，不是富人，买不起我们的房子；另一方面，不是乐善好施的人，我们也不把房子卖给他。哪个社区不希望这样的业主入住？他们在哪居住，都会为当地贡献良多，而索取极少。他们一定会出钱出力，积极参与当地事务，增进当地居民的福祉。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善行带到哪里。我想把圣巴巴拉市的情况告诉大家，因为这是个趋势。圣巴巴拉市只不过是更极端、更典型一些，其他地方也和圣巴巴拉市越来越像。举例来说，帕萨迪纳市最近也颁布了一项抑制增长的法规，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打击。帕萨迪纳市向圣巴巴拉市看齐了。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从法规的严厉程度来说，帕萨迪纳市与圣巴巴拉市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听我讲完我们在圣巴巴拉市遇到的小麻烦，大家是不是感觉很轻松？”

点评：从“慈善”出发，查理·芒格更关注周期位置、风险与回报的权衡，而非预测每一轮波动。

“股东：在新时代慈善基金会（FoundationforNewEraPhilanthropy）的庞氏骗局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上当？他们怎么会相信能在六个月里收益翻倍？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为什么有身份、有地位、头脑聪明的人一下子傻了，能掉到这么明显的骗局里？这值得我们深入分析。这场骗局利用了心理学中所说的“社会认同”（socialproof）现象。看到两三个名人带头做了，其他人就信了。“连高盛的董事长都参加了，还能有假吗？”“连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都参加了，还能有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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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这种思维方式非常危险。自己有脑子不用，随波逐流，盲目地跟着别人走。只要承诺捐给慈善机构，就能实现六个月翻倍的收益。成年人竟然相信这种鬼话。这是个经典案例。人们经常看到别人做什么了，自己也跟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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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讲了伯克希尔高度放权的组织结构，然后向大家介绍了卢·辛普森，现在我来回答你关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问题。我来解释一下沃伦的回答。沃伦的意思是说，他负责管理的伯克希尔投资组合没有买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他不知道卢·辛普森以及通用再保险是否买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伯克希尔总部确实没买，伯克希尔的子公司也没买，其实是沃伦本人买了一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引发了媒体沸沸扬扬的猜测。公司购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股息收入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更适合个人投资者购买。沃伦仍然保留着当年的捡烟蒂情结，当他看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遭到抛售，价格下跌，与清算价值相比打了八折，他就动心了，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了一些。大家知道，沃伦只从伯克希尔领取微薄的薪酬。他的夫人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沃伦需要为她提供资金支持。另外，沃伦也为他的夫人购买了利捷航空（NetJets）的私人飞机服务。沃伦偶尔会捡捡烟蒂，赚些私房钱，顺便回味过去的美好记忆。现在大家应该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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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洛克菲勒也确实抓住了机遇，他与合伙人携手，在俄亥俄州开创了一番事业。洛克菲勒的公司由多位合伙人共同管理，所有合伙人一起制定公司的发展策略。洛克菲勒的公司与伯克希尔·哈撒韦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合伙人共同掌舵，只是他们有多位合伙人，在伯克希尔，是沃伦和我两个人。在洛克菲勒的公司，有时候，有的合伙人不想参与一项投资。那时的洛克菲勒已经非常富有了。洛克菲勒会说：“我帮你们出钱。我来投资，风险由我承担。两年后，如果成了，我再按成本价转让给你们。”听洛克菲勒这么一说，持有异议的合伙人表示：“既然您愿意冒这个险，也算我们一份吧。”洛克菲勒的合伙人也都是非常富有的人，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行为有多么高尚。但是，洛克菲勒能这么做，就很不简单。他想的不是怎么损人利己，而是如何担当更多，让整个企业实现更大的发展。洛克菲勒还在世的时候就把自己一半的财富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他从得到第一份工作起，在每周只有三美元的微薄收入时，就开始捐款了。读了洛克菲勒的故事，我们能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你们来到这里参加西科的股东会，像你们这样的人，一定爱读洛克菲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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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金融界非常腐败，该国的股票和地产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涨幅极大，和美国相比，其实体经济增长的幅度也很大。但随后资产的价格急剧下跌，日本的经济一蹶不振。在此之后，日本这个现代经济体开始努力地、长时间地将它学到的各种貌似正确的凯恩斯理论和货币政策派上用场。许多年来，日本政府不但背负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还将利率一直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线上。尽管如此，年复一年，日本的经济依然没有起色，因为日本人的消费意愿对经济学家们的任何招数都无动于衷。日本的股票价格也始终低迷。日本这种前车之鉴足以让每个人坐立不安，假如同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财富大幅缩水的慈善基金将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有人认为日本的糟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特殊的社会心理和腐败造成的，我们应该希望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样的话，美国的经济才多少有点安全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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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这个机会我想提一句，刚才我说投资机构每年将3%的资产浪费在股票投资管理上，但许多机构浪费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在我向那些基金会财务总监发表过讲话之后，有个朋友寄给我一份有关共同基金投资者的研究报告摘要。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在一段为期15年的时间里，一般共同基金的投资者年均回报率是7.2%，而这些股票基金同期的年均回报率是12.8%(可能是扣除成本之后的)。不管基金扣掉成本之后，每年的收益比股票市场落后多少个百分点，在此之上基金投资者的每年实际收益同基金本身的回报率相差超过5%。如果这份共同基金研究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慈善基金像共同基金个人投资者频繁更换投资经理的做法就很成问题了。如果这份开放基金研究提到的收益差确实存在，那么它非常有可能是由下面这种不明智的做法引起的：不断地解雇业绩落后的投资经理，把他们选中的股票彻底清仓，然后再聘请新的投资经理，给他们施加很大的压力，要他们重新买进一些股份。这种超快速的卖出买进无助于改善客户的投资结果。一直以来，我对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深感烦恼。我如实地描述的现象看起来太过可怕，以至于人们往往认为我言过其实。接下来呢，新出现的情况会比我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描述来得可怕得多。(怪不得芒格对现实的看法总是不会广受欢迎。)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受邀向慈善基金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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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请问您如何看待美国的能源政策以及全球变暖的趋势？您和沃伦是否考虑通过慈善捐赠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出一份力？沃伦从来没接受过任何科学训练，他对所有的科学问题避之唯恐不及。沃伦说了：“我不是专家，我不会暴露自己的无知，大谈特谈全球变暖的问题。”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我虽然和沃伦一样无知，但至少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学过气象学。不过，那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气象学很落后，预测天气主要靠经验。我对全球变暖问题也没什么发言权。我觉得，从整体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非常有可能导致地球的气温上升。地球的气温可能上升，在阿尔·戈尔（AlGore）嘴里，似乎是天要塌下来了。他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号召人们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第一要务。戈尔自己却居住在一个拥有20间房的大豪宅里，消耗的电量远远超过普通老百姓。全球变暖的趋势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何时采取行动，是否应该动员所有人行动起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人口众多，他们也希望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难度很大。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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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对，这是一本特别好的书，谁还没读的话，赶紧读吧。这本传记写得特别好。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洛克菲勒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合伙人。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他毫不留情。但是，在与合伙人的交往中，洛克菲勒却展现出了高风亮节。洛克菲勒还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他做了许多泽被后世的善事，他的很多善举至今仍被人们传颂。举个例子，在旧社会的中国，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非常高，很多产妇在生二胎时因骨骼问题而难产。洛克菲勒派遣医生来到中国，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过度耕种耗尽了土地中的某种营养素，因此中国人的骨骼健康受到了影响。这种营养素成本很低，向土地中添加很容易。就这样，洛克菲勒做了一件好事。洛克菲勒做过很多这样的好事，只花很少的钱，却能解决大问题。很多优秀的人才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生。洛克菲勒只用了5000万美元就彻底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医学教育。谁还没读这本书，赶紧读吧。在书中，我们还能看到洛克菲勒是如何与合伙人打交道的。在投资一项风险较高的业务时，洛克菲勒会对他的合伙人说：“我知道，你们觉得有风险，有顾虑，但是我觉得，这个业务我们必须拿下。这样吧，所有的钱，都由我来出，亏了算我的，赚了，我按成本价转让给你们，大家一起赚。”他的合伙人也是有钱人，听他这么一说，纷纷表态：“约翰，有你这句话，我们跟你一起干，也算我们一份。”洛克菲勒对待合伙人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伯克希尔也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经理人，他管理着犹他州的R.C.威利公司，从事的是家具行业。他打算去拉斯维加斯新开一家分店，但是由于他信仰摩门教，新店周日不营业。一般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周日不营业肯定不行。这位经理人对我们说：“我计划开一家新店，但是我们摩门教徒周日不工作，所有的钱，我来出，所有的风险，我来承担。成了，我按成本价把新店转让给伯克希尔，没成，所有的亏损算我的。”我们没有洛克菲勒那么高尚，我们接受了这位经理人的提议。我们很敬佩他的行为。我们认为，他的行为应该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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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约20年前，您发表了一篇演讲，主题是大型慈善基金的投资管理。如今，在退休基金以及捐赠基金领域，很多人效仿耶鲁模式，也就是大卫·斯文森（DavidSwensen）开创的模式，把大量资产用于配置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股权基金。最近，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您管理捐赠基金，您会把所有资金都用于投资股票。幸好我用不着管理大型捐赠基金。各州的退休基金已经成为政治角力场，我对此很反感。资金规模高达几千亿美元，管理难度非常大。大卫·斯文森管理耶鲁的捐赠基金，做得很成功，自然有很多人效仿他，成功的方法总是会产生示范效应。在当前的投资环境中，股票的税前收益率很难超过10%，做杠杆收购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很多大基金纷纷效仿，开始采用杠杆收购的投资方式。做杠杆收购与投资股票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上了杠杆；第二，在收购后，像3G资本那样，大刀阔斧地砍掉多余的成本。通过这两种财务手段，做杠杆收购能实现更高的收益率。大卫·斯文森领导的耶鲁捐赠基金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选中了最优秀的杠杆收购基金，所以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至于对冲基金，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几万亿的资金涌入了对冲基金，沃伦对此提出了质疑。我同意沃伦的看法。最后，一定有很多人亏损，赚钱的只是极少数。有一小部分人，他们以前选出了最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他们独具慧眼，所以做得非常成功。耶鲁、哈佛的捐赠基金取得了更高的收益率，因为他们的管理者很精明，他们选中了成功的杠杆收购基金。我自己不愿意用杠杆，我对背负着巨额债务的资产负债表很反感，我对人性总是存有戒心。耶鲁等大型捐赠基金的管理者非常精明，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收益率，我觉得他们不是那么好学的。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做到的事，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大卫·斯文森有出众的能力，而且还顶着耶鲁的光环，他选出了一批最优秀的精英，把钱投给了他们。大卫·斯文森犹如一位成功的导演，把一场场精彩的演出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大卫·斯文森的成功看起来绚烂夺目，但这种成功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因为他的成功不同寻常，所以人们纷纷效仿。但在我看来，他的成功不是谁都能学会的。别人成功的路看起来容易，自己走起来就知道有多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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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在慈善事业方面，请问您的动力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我从没想过要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我读过很多传记，包括卡内基的传记。卡内基富可敌国，他把自己的财富投入追求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以卡内基的聪明才智和巨大财富，他尚且不能实现世界和平，更何况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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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我的问题是关于沃伦·巴菲特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至暗时刻，沃伦专门发表了一篇署名评论文章。在文章中，沃伦说：“这场危机爆发之前，我的个人账户没投资任何股票，只持有美国国债。”在我的印象里，沃伦的一贯风格是买入并持有。但是，20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他只持有美国国债。请问什么时候应该空仓？怎么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在特定的时期，一位理智的投资者可能会把所有资金全部用于购买国债。这样的情况，真有可能出现，但出现的可能性非常低，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总的来说，长期投资国债，收益率乏善可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股东：1999年，沃伦·巴菲特表示，如果他管理100万美元，能实现每年50%的收益率。您说了，现在的投资更难做了。您觉得，在今天的投资环境中，还有可能实现那么高的收益率吗？一个人，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努力，在人少的地方挖掘投资机会，既有等待机会的耐心，又敢于在机会出现时下重注。这样的人，即使是在今天的投资环境中，如果管理小资金，仍然有可能实现非常高的收益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资金量太大了，伯克希尔做投资非常难，每日期刊做投资也不容易。我们通过每日期刊公司投资股票有很大的劣势。没办法，正好钱在公司里，只能通过公司做投资。这对股东来说非常不利，因为股票是通过公司投资的，你们需要支付大笔税款。慈善基金或者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都没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小资金，只要有那个投资能力，仍然能实现很高的复合收益率。资金量越大，投资的难度越大。我年轻时做投资比较容易，和我那时候相比，你们现在做投资太难了。但是，我快死了，你们还年轻呢。你们愿意变成我吗？肯定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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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塞德里克·哈德威克（CedricHardwicke）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英国演员。他因为演技精湛，获得了女王授予的爵士头衔。塞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到了晚年，仍在不停地拍戏。在他临终之际，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我戏演得太多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大多数美国政客和晚年的哈德威克爵士一样，区别在于，很多政客脑子进水了，自己还浑然不知。有些年轻人总是大呼小叫的，反对这个、批判那个，他们是在给自己洗脑。他们高喊口号，根本没人听，反倒是给自己的脑子里装了一堆垃圾。戏演多了，容易弄假成真。装也能装出好事来。我年轻的时候，有几个人本来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后来却成了著名的慈善家。开始的时候，他们做慈善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日久天长，他们竟然变成了真的慈善家。虚伪到了一定境界，反而高尚了。装模作样时间长了，人确实会发生改变。一件事，你自己重复过很多次，最后自己真会相信。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的演艺生涯结束后，通用电气公司邀请他在全国做巡回演讲，发表右翼言论，难怪他从民主党转投共和党。总之，你的大脑会欺骗你。最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如果我们的子女能谨言慎行，我们该多么欣慰啊。我有几个子女也来到了这里。总的来说，我对他们很满意。但是，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能改变他们的某些方面。生活中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了，我想讲的话讲完了。你们大老远的，来听一个96岁的老头唠叨，我真是服你们了。好，现在你们可以提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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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谢谢。我很敬佩比尔·盖茨。他主动承担重任，专门挑战人类最棘手的难题，像他这样做慈善的人真是了不起。当然了，比尔·盖茨也有这个能力。安全的、小规模的原子能工厂能不能建起来，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确实值得一试。这个问题很难，超出了我的能力。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严格控制，不能让人类中的一小撮疯子拿到可裂变物质。在能源方面，我们将来只能更多地直接利用太阳能。人类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且在研究利用太阳能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即使没有全球变暖的问题，我也支持尽快用太阳能替代化石燃料。我主张多用太阳能，把碳氢化合物储存起来。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我不一样。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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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有一家慈善机构，我在其中有些影响力。它的董事会中有众多的知名金融人士。这家机构的捐赠基金只投了两项资产。一个是李录的中国基金，这部分占比很高；另一个是先锋指数基金。因为只投了这两项资产，与其他捐赠基金相比，我们的费用更低、收益更高。这是我建议慈善机构采用的投资方法。我们算是个特例，大多数慈善基金的做法与我们不同。财富管理行业将来可能出现危机。绝大多数基金经理当然希望保持现状，但继续保持现状，损害的是客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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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我想一部分经理人应该是知道的。总的来说，沃伦是默默无闻的，他根本不求慈善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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